随着高仿奢侈品充斥市场，假代购行业也随之兴起。高仿货配合各种假单和物流配送，灰色利润难以想象。

当你拿到一个从欧洲采购的所谓奢侈品包，从商品、包装、票据到物流单，一切都可能是假的。这些高仿品，看似款式材质相同，做工堪比正品，价格可能只有正品的十分之一。

《中国经营报》记者近期实地调研和多方采访了解到，奢侈品牌及其附加内容带来的旺盛消费需求，让很多商家看到，以正品十分之一的低价购买高仿奢侈品，再以正品八折或九折的价格出售，可以获得极高的利润，这也推动了制假售假产业链的日益成熟。随着高仿奢侈品充斥市场，也使得假代购行业兴起。加上各种假票据和物流配送，高仿商品可以让一切看起来像是从国外买的高档商品，灰色利润难以想象。

另一方面，处罚比例低等因素导致假冒奢侈品“春风又高”，制假售假长期对峙。

从义乌到广州

在义乌几乎没有买不到的小商品。义乌小商品城给人的印象是人山人海，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热闹繁华。

5月的一天，第一财经记者早上九点半走进专营箱包皮具的商贸城三区，几乎看不到人。商贸城内纵横交错的通道两旁，商铺林立。大的不超过15平米，小的只有3平米左右。店主基本都是对接包和皮具的生产商。接近上午11点，商贸城依然人不多。

在义乌待了4年，在淘宝、拼多多等电商平台上开了5家网店的郑大强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对于网店经营者来说，商贸城的商品价格还是偏高。网店店主在熟悉行业规则后，基本上都是直接从厂家拿货。一些仍然从商贸城进货的人，建立关系后很少上门进货，大部分都是由商贸城或工厂的店主直接发货。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走访了整个箱包皮具区，没有发现高仿奢侈品。可以称之为仿制品的，是形状、款式、颜色相似，但材质、做工相差甚远的包包。有很多款式相似的包包，只有奢侈品牌的LOGO，只是LOGO形状略有不同。

在一家箱包店里，《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向店主魏芳询问了店里陈列的一款带有LV元素的包。对方说只做批发，35元一包，一件(120件)出售。“这就是我们可以拿出来卖的东西。不是高仿的奢侈品，只是长得像而已。加上一些老花等经典元素，包包会显得更高。”魏芳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商贸城做的是普通的商品贸易，有些商家想模仿，款式和LOGO都会不一样。

在另一个街边小店，记者看到店主正在卖GUCCI仿包。乍一看，外观和条纹和正品很像。但仔细检查后发现，拉链、内袋等细节处理比较粗糙。店主表示，不同做工的包包和钱包价格不同，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

卖外贸包的店主琪宇悄悄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如果想找高仿奢侈品的货源，可以帮忙搭配。高仿奢侈品大部分来自广州，我叔叔家就是做这个的。

放眼千里之外，广州北部的三元里是广州南北最繁华的要道之一，这里有近30家大型专业皮具市场。大量皮具从这里发往全国各个角落，甚至世界各地。一年的皮具贸易额达到400亿元。在车水马龙中，这里还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高仿奢侈品交易市场。

几年前，电影《碟中谍》的上映让普拉达的“杀手包”火了一把。因为包包无法抢购，冰淇决定转战高仿奢侈品市场。于是，她让广州的一个朋友帮她在三元里做起了这个高仿皮包。最终以不到正品十分之一的价格买了一个高仿包，和正品没有明显区别。

小马是三元里高仿皮具的众多皮条客之一。小马每天的行程就是在三元里的地铁站或者天桥转悠，发宣传牌，负责把客人拉到高仿皮具的销售点。跟随小马的步伐，第一财经记者来到了距离三元里地铁站A出口一公里左右的一排老旧居民楼。楼下聚集了各种店铺，门口坐的都是人。当你穿过人群时，会不自觉地感到各种扫描的目光“刷”向你，仿佛置身于90年代警匪片的场景中。

“这是我们设置的‘眼线’。最近查得太严了。如果对方不友好，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来。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这些人都会立即通知后方人员。除非有我们的人陪同，否则这里没有人会给你开门。就算你是熟客，一个人来，也没人给你开门。”小马，坦白吧。

小马最后停在一栋五六层楼高、楼龄30年左右的老式居民楼前。楼下的铁门关着。小马按响门铃后，铁门打开，几名工作人员走了出来。他们小心翼翼地扫视了一下四周，然后放了它们。上了楼梯，在每个楼道里，都蹲着不同的工作人员。经过多道铁门，记者来到一间出售高仿皮具的房间，几名工作人员也在看门。进去后，房间的门立即在他身后关上了。不到100平米的房间里，LV、GUCCI、Dior等各种奢侈品牌的高仿皮包陈列得琳琅满目。房间分为几个隔间，每个隔间的产品都有不同的价位。

“现在的客人太挑剔，想买好的，我们就不做太低级的高仿了。”销售人员介绍。

除了皮具，这栋居民楼还出售高仿饰品、香水、衣服等。这些产品分布在不同的房间或楼层。到处都有人在里里外外守着门。相比“简单粗暴”的义乌，这里的商品可谓仿制品中的“战斗机”。

制假售假利益链

有需求就有供给。如此巨大的高仿奢侈品市场背后，首先是大量的客户。第一财经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一般模仿奢侈品的买家有几类:一类是代购；一类是想买正品但实际买的是高仿品的人；另一类是明确想买高仿商品的人。

多年来，小马积累了大量的客户名单。在这些客户中，有代购、实体店店主等。，来自世界各地。“有些代购，他们确实在海外购买奢侈品，但发给客户的并不都是正品。我接触过很多这样的代购。”小马介绍。

有了需求，自然就有厂家生产高仿。第一财经记者在三元里看到房间里展示的包包，从材质、做工到配件，似乎和正品没有什么区别。在这里，只要花上正品十分之一的价格，就能找到和正品一模一样的产品。

“我们这里有客人来拿货回去，什么时候是正品卖，谁也说不准。我们的这些产品都是老板在海外买的正品。拆开后，按1: 1的比例复制。”三元里的一位商人说，“正品一旦出了新型号，几天之内就可以复制到这里。在这里购买的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可以维修，我们提供售后服务。”

李莉多年来一直在销售各种高质量的仿制品。她直接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这一行要求产销一体化发展，从合作工厂到销售无缝衔接。“这些工厂本身就是专门做包和服装的，有的甚至给知名品牌做代工，所以技术过硬。如果你想做高仿奢侈品，不管是包包还是衣服，都可以做，但要看你愿意花多少钱。比如一件名牌风衣，如果想低成本制作，用料和做工差，细节会有差别；如果你愿意多花些成本，面料和正品一致，在纽扣、做工等细节上会和正品接近；如果你多花些成本，工厂可以为你开模打板，做出和正品几乎一样的产品。”李对说道。

琪宇给第一财经记者举了个例子，一个正品的包，价格两万元。高仿包一般分为三个等级:原款、原款、顶级高仿。原包装采用接近正品的材料和配件，每包价格在500元左右；原厂包是从正品代工厂采购的多余材料和配件，和正品包一模一样，进价在900元左右；顶级的高仿包，除了用料和配件好，做工都比正品好。商品价格在1500元到2000元之间，非这行的人绝对分辨不出来。也就是说，你可以用正品十分之一的价格买到同类型、同质量甚至更好质量的包。从性价比来看，这似乎是一个完美的选择。

这一点在李丽这里也得到了印证，其畅销产品是几款经典的LV包包，高仿商品价格基本维持在正品的十分之一左右。比如一个14000的吕远包，高仿货的价格是1500元。李莉从工厂的价格不到1000元，所以作为卖家，其利润率接近100%。

琪宇透露，高仿包中被模仿最多的三个品牌是香奈儿、古驰和LV。这三位是老牌奢侈品的代表。经典款一直卖的很好，对经典款进行高仿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一些相对小的奢侈品品牌做的比较少，而爱马仕是大牌奢侈品包中高仿最少的。“因为正品爱马仕包的单价太高，最便宜的也要几万。购买正品开模成本高，爱马仕高仿包最便宜的价格也就几千，很少有人买。”琪宇说。

和采购物流程序。

制造高仿商品的工厂是利润链的第一受益者。一位高仿包的销售人员向第一财经透露，一个工厂做一个高仿货的利润大概在20% ~ 30%，最重要的利润在渠道。比如中间卖家依靠正品十分之一的价格销售高仿产品，但由于价格更低，可以获得100%左右的利润率。接下来，在购买者中，除了购买自用的消费者，还有另外一群人，即代购，也是获利者。

购买正品的代购一般会获得10%左右的佣金收入，比如在欧美留学或生活的代购。“我们保证我们购买的所有商品都是正品。比如一个12000的吕远包，在法国含税的正品价格是8000元左右，我们在当地是拿不到退税的。我加价10%作为佣金，也就是以8800元卖给中国国内消费者，还是划算的。”在欧洲留学的何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与何这样的正品代购不同，高仿代购通过上述工厂或中间商以正品十分之一的价格获得高仿商品，然后作为从海外购买的正品卖给消费者。第一财经记者从代购圈了解到，比如上述12000的吕远包，高仿货价格在1200元左右。购买购买高仿商品后，冒充正品，以9000元左右的价格卖给消费者。收购方的利润率高达650%。即正品代购赚取10%左右的佣金，而高仿代购的利润是数倍。

有代购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有些代购可能会经常给朋友看自己去过海外哪些地方代购，但不一定都是真的。“国内有些地方可以提供购买服务的场景模拟。比如你看到在国外专柜代购购物的场景，很可能是他们在国内某个地方录制的。”上述代购人士还透露，代购会以假乱真，最重要的是获取更高的收益。毕竟出国费用高，不能一下子带很多，否则会引起海关的注意。万一被查，会造成重大损失。所以如果有的代购出货量大，其实是很值得怀疑的。

当然，采购高仿货也是个技术活。除了产品的高保真，相关的账单、物流、后续处理都要到位。

小马介绍的工作人员表示，购买产品后需要相关发票证明，下楼到指定地点购买即可。有全套发票，POS机账单，物流单据等。

购买了一款高仿GUCCI包后，在小马的指引下，第一财经记者来到了出售发票的店铺。除了销售发票，这里还出售皮革包装盒。只要花3块钱，就能买到账单。这个账单涵盖了产品收据、发票和信用卡账单，产品的金额可以自己决定。发票上的二维码甚至可以追溯到它是在国外哪个专柜商店购买的。

“没有人会拿这张钞票去验证。第一，专柜不会给你检查。其次，这个验证的成本太高。万一退货，你可以得到退款。不要引起纠纷。毕竟回头率很低。”卖单的老板说。

在整个过程中，物流是必不可少的。买家在网上卖货，再以中介的身份去“代收点”代收、代发、代收货，形成了一条复杂的灰色产业链。这里说的“收集点”主要负责收集假货然后运出去，制造虚假的路由信息。很多“集货点”也是长期从事跨境电商业务的公司，所以他们手里既有正品也有假货，正品和假货之间的物流号和物流路径转换也由他们掌控。当然，“代收点”还包括一些快递公司在当地的“加盟代理”。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与多家快递公司及相关业内人士沟通后了解到，如果能获取美国网点的单号，然后用美国网点的编码登录扫描设备，就可以实现美国网站做过扫描操作。所谓快递单号，就像每个人的身份证号一样。每个快递单号对应某个区域某个快递网点的一个包裹。快递员收到快递包裹后进行分拣运输，需要通过扫描设备扫描码号，形成清晰的物流路径。

为了让消费者更加信服，一些“代收点”甚至伪造国外快递查询网站，输入所谓的快递单号显示物流路线信息，即快递“看起来”就像是从美国、澳大利亚、欧洲等任何地区始发的。还有更大胆的“代收点”，冒充快递网点参与诈骗，通过购买国外“快递单号”提供“异地在线”服务，伪造快递查询网站，然后将国内物流部分交付给真正的快递公司。

在中国，除了中国邮政和顺丰，大部分成长中的快递公司都是通过加盟制快速扩张的。在这些快递公司中，总部以运单的预收费用为主要收入来源，加盟商每次快递都要向总部缴纳1元甚至更多的运单费用。加盟商越多，发货量越大，总部卖出的运单就越多，收入就越多。此外，各地网点如果需要总部投资建设的中转中心进行中转配送，还要支付一定的中转费。

这种发展模式也导致了一些加盟商甚至其承包商与假商家联手，帮助其提供虚假的快递路由信息，获取利润分成，以获取更多利益。毕竟国内快递行业还处于价格战阶段，很多加盟商根本不通过收送快递赚钱。

实际处罚率低，打架事件层出不穷。

“生意最红火的时候是几年前，这几年冷清了很多，主要是相关查处越来越严。生意不好。一旦风声紧了，那天我们就不做生意了。”一位高仿包销售人员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对于做高仿奢侈品的厂家来说，最重要的秘密就是工厂地址。大部分假冒厂家被查处都是因为不小心泄露了工厂地址。一旦被发现，最大的损失就是制造机器和罚款。

“做高仿包的机器，尤其是顶级高仿包，都是国外进口的，一个就要1000多万。一旦被抓，损失巨大。”卖外贸包的店主琪宇说，罚款不是按照高仿产品的售价来执行，而是按照正品的售价来执行。“我叔叔的一个朋友也在做这个生意，是去年发现的。仓库里还有一批LV包没发货，光是高仿包就罚款2亿。”

对假冒伪劣奢侈品的查处越来越严厉，导致高仿行业越来越火爆。现在，无论安置多少顾客，琪宇的叔叔都不会带人去工厂看货。就连白云皮革城的展厅也不是常客，绝对不会收留他们。而是他宁愿每次都给客人发一张产品图片，确认购买意向并付款，然后随机选择一个地方发货或者直接快递。

奢侈品打假人小心翼翼的背后，是行业在查假上的技术、动作和力度的不断升级。

有着20多年打假经验的LV大中华区及蒙古国知识产权部刑事保护执行总监玄慈，常年走在查假的路上。1999年，玄慈与义乌警方一起办理了第一起制假刑事案件，共涉及13个制假窝点。

这些年来，玄慈见证了打假从最初的行政部门参与执法到现在的多方合作、技术赋能的发展，也见证了打假人的各种形式和伎俩。很多高仿商品的厂家只是在网上收到后直接邮购，根本没有库存。由于现场没有足够的库存，对传统的线下打假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如何确认电子证据，进行电子取证，认定涉案犯罪，一度成为奢侈品牌和警方的新课题。

近年来，警方、吕和阿里巴巴联手破获了几起制假售假大案，越来越觉得打假不再是任何机构的事。打假不能只删造假环节，还要找出背后的造假链条，端掉造假窝点，铲除根源。但是最后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

2015年底，阿里巴巴平台管理部成立。2017年，打假合作模式再次“升级”，阿里巴巴打假联盟(AACA)成立。

尽管如此，仍有造假者在另一个地方重操旧业。随着警方对广州等重灾区打击力度的加大，一些制假者选择了回乡“创业”。2017年初，吕接到线报，湖南永州发现一家假冒品牌商标的皮具厂，立即联合警方、阿里打假特战队展开行动。永州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10余名，缴获LV、GUCCI皮革350余卷，LV印刷滚筒11个，涉案金额2.16亿元。

“一个400码皮的假包，能给造假者带来上千万元的利润。”玄慈说，每码皮革可以生产3个手袋或10多个钱包，这次查获的皮革可以生产数万个假LV包。

多年的打假经验让玄慈意识到，巨额罚款和实际处罚的意义更大，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实际处罚率并不高，对造假者的震慑力确实有限。

阿里巴巴2017年打假数据显示，2017年，阿里巴巴平台管理部门共排查出销售额远超起点(5万元)的制售假产品嫌疑线索5436条，执法机关受理1910条，其中740条已被刑事打击。

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可以确认相关刑事判决结果的案件有63起。这些案件的平均处理时间约为344天，共有129人被判刑，但其中104人被判缓刑，实际惩罚率仅为19%。被查处后重操旧业的，往往是被判缓刑的人。

“必须完善法律法规，必须围剿线下假货生产源头，全社会共同推动打假直接受到惩罚，引入惩罚性赔偿，让制假售假者倾家荡产，才能彻底遏制假货问题。”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平台管理官郑俊芳说。

(责任编辑:李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