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城法院法官 龙琨北京东城法院法官龙坤

花大价钱“攒课时”，追星培养孩子成为童星，“守课”，其实都是“草根团队”...现在很多家长都很重视幼儿教育，但是容易轻信各种儿童教育培训机构的宣传噱头和口头承诺，最终陷入恼人的纠纷中。为此，北京东城法院在选择教育机构、履行教育合同、树立维权意识等方面给予家长建议。

谨防高额“班级套餐”

培训机构资金链断裂，干脆“跑路”

2021年1月，李成与一家英语教育培训机构签订培训协议，为女儿购买面授课程。在销售人员“近期涨价”的鼓励下，李成购买了两年期的班级套餐，在没有索要发票的情况下，向销售人员的个人账户微信转账3万元。没想到，因为孩子上课不到半年，培训机构被出租人锁住了，很多家长封锁经营场所要求退款。眼看资金链断了，培训机构干脆“跑路”，从此“化为乌有”。

李成将培训机构诉至法院，法院缺席审理了此案。李成虽未向法院提供缴纳培训费的发票或收据，但仅提交了转账记录至工作人员个人微信。但考虑到李成已订立培训协议，且在维权时已对培训机构记录课时费用进行了系统截图，并保留了维权视频，故法院基于上述证据支持了李成提出的解除合同、退还费用的诉讼请求。

[说]

北京东城法院法官龙坤建议，国家对培训机构销售课包的金额上限有严格规定。家长要详细掌握相关政策法规，坚决抵制任何培训机构非法销售高班包的行为。尽管相关部门出“重拳”规范教育市场，但一些“地下”培训机构仍依托原生源继续违规经营，利用消费者家长的信任，销售高班套餐。这种培训机构没有办学许可证，也没有财务监管，一旦卷了钱就很难找到踪迹。

目前，由于数字支付方式的广泛应用，家长在支付课时费时，为了方便，往往通过微信或支付宝扫码支付。付款后他们才发现收款码是个人账户。这时，他们一定要树立风险意识和维权意识，及时索要加盖培训机构公章的培训费发票或收据，并长期保存。保险起见，比较稳妥的支付方式是汇款到与营业执照名称一致的培训机构企业账户，并保留培训费发票。

一旦发现培训机构存在未支付培训场地租金、未按时支付员工工资等“苗头”，一定要提高警惕，充分预测和衡量风险，自觉取证。比如要求培训机构出具剩余课时费用清单，要求培训机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如果决定终止培训合同，应积极督促培训机构尽快退费，或至少与培训机构结算，明确退费金额，签订书面终止协议。

包装“童星”要理性。

强行将不适合线上教学的美术科目转到线上教学。

王丹从小就是个“追星族”。自从有了女儿，他就一心想成为“明星妈妈”。孩子一满三岁，他就报名参加各种艺术培训班，比如钢琴、舞蹈、模特和声乐...希望他的孩子能发展成“多生童星”。一个偶然的机会，王丹了解到一家艺术培训机构可以为童星提供全方位的包装服务，从各类选秀节目、艺术简历制作、试镜机会、海外演出包装等。，和王丹报了名，交了很高的培训打包费。

此后，在合同履行期间，培训机构为王丹的女儿安排了日常的培训课程，并拍摄了宣传照片，制作了宣传简历，到各个剧组或少儿综艺节目“海选”，但都石沉大海。培训机构还向王丹宣传，最近海外有舞蹈比赛，可以付费参与，积累孩子的表演经验，提升商业价值。王丹又交了一笔费用，开始准备舞蹈比赛。然而，王丹和她的女儿的签证没有被批准，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恰好在这个时候发生，所以舞蹈比赛被推迟了。培训机构也将日常的培训课程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无论舞蹈、钢琴、声乐、形体等。，他们通过视频链接学习。

王丹支付了高额费用，却没能包装好童星。一纸诉状将培训机构告上法庭，认为培训机构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培训服务，未提供境外舞蹈比赛机会，培训质量低，效果差。特别是将不适合线上教学的美术科目强行转移到线上，无法达到培养目的。培训机构认为，无法参加舞蹈比赛是因为王丹和女儿签证被拒，疫情不可抗力，而“在线”授课也是疫情下的无奈之举。根据双方签订的服务合同，王丹单方面提出解约，不退还任何费用。最终，双方在法院的调解下顺利解决了纠纷，培训机构返还了王丹的部分培训费。

[说]

龙坤说，随着娱乐圈的年轻化趋势，社会上有不少家长王力可丹。父母希望孩子能尽快掌握“一技之长”，寻求各种上镜机会，达到“一蹴而就”的目的，却忽视了本该快乐成长的童年生活。为了迎合娱乐圈“造星”和父母“急功近利”的需求，很多“包装童星”公司看到了父母提供的“一桶金”。然而，各公司的培训能力、运营资源和行业声誉参差不齐。一些“包装”公司没有资质或资源，“草平台团队”提供艺术摄影、海报制作和艺术培训等服务，这些服务不仅仅包括培训内容。因此，需要培养“童星”的家长必须从多方面考察和精心选择培训机构。比如，他们可以通过工商、教育管理等网站查询培训机构的资质，通过征信系统、裁判文书查询系统评估培训机构的履约风险，通过实地调查、走访家长等方式考察培训机构的信誉和社会评价。

培训形式是培训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培训目的的实现。无论是学科培训还是艺术培训，培训机构都无权单方面改变培训形式，否则将构成违约。因此，即使在疫情情况下，如果培训机构从“线下”面授改为“线上”授课，也必须征得学员同意。尤其是艺术教育培训课程对培训形式的依赖性更强，王丹有理由拒绝培训机构改变培训方式的要求。

一般培训机构提供的协议都是标准合同，学员调整合同内容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在订立合同之前，他们应该充分了解合同的内容。除了关注培训内容，课时，费用，时限等。在合同中规定，还应注意培训形式、教师资格、效果承诺、合同终止条件等。如果明显对自己不利，就要协商以补充协议的形式更改相关条款，不要轻信业务员的口头承诺。一旦纠纷进入诉讼，应重点关注格式条款是否存在法律效力，积极提出抗辩，维护自身权益。

“有保证”的承诺化为乌有。

所谓的晋升，其实就是培训机构自己组织的考试。

李的儿子就读于一所私立幼儿园，幼儿园向孩子们发放课外兴趣班课程表，并提供课外兴趣培训课程。李力给儿子报了围棋兴趣班，因承诺“保底晋级或退款”，费用不菲。出于对幼儿园的信任，李丽没有订立任何培训课程的合同，按照课程表上写明的课程价格，通过微信将费用转给幼儿园园长。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李丽发现老师们只在感兴趣的班级才来幼儿园，于是对他们的教师资格提出质疑，但幼儿园称这些老师为特级教师。表演一年后，兴趣班组织参加围棋晋级考试，李丽的儿子顺利晋级并颁发证书。之后，李丽继续为儿子续课，但课程还没上完，幼儿园就关门了。于是，李丽要求幼儿园退还培训费，幼儿园称培训班隶属于幼儿园。培训费转给了培训班的实际经营者，但他与经营者失去了联系。然后，当李力把儿子转到其他围棋培训机构的时候，发现他拿到的晋级证书是几个培训机构组织的考试，并没有得到全国的普遍认可。因此，李丽的儿子需要再次参加正式的晋升考试。

李丽愤怒地将幼儿园告上法庭。法院认为，李丽与幼儿园虽未就兴趣班单独订立培训合同，但兴趣班依托幼儿园。李丽根据幼儿园发给家长的兴趣班课表缴纳报名费，并将费用转给幼儿园负责人。幼儿园从未向李丽透露与兴趣班实际经营者的隶属关系，随后兴趣班利用幼儿园场地进行培训。李丽有理由相信兴趣班与幼儿园之间存在培训合同关系。至于幼儿园关于其与兴趣班实际经营者之间的合同关系的辩护意见，不能对抗李丽，可以另案解决。最后，法院判决幼儿园按照剩余课时退还剩余培训费。

[说]

龙坤建议，家长在参加课后付费培训班时，一定要明确提供培训的主体，在付费前与培训主体订立书面合同，这样发生纠纷后就不会有投诉。同时注意保留付款凭证、演出时聊天记录、课时消耗等。日常生活中强烈的证据意识是赢得维权之路的法宝。

虽然教育市场上有很多教学经验丰富、资金支持雄厚的培训机构，对“保证”培训效果的承诺更有信心，但更多的“保证”课只是作为宣传噱头。家长认为“不退费”降低了自己的风险，就盲目报班交费。但是，他们不知道培训机构就是利用这种心理来提高培训费的额度。一些培训机构担心培训质量，甚至在无法兑现承诺的情况下，有人上楼。/[/K0

家长在报名参加“保底班”时，一定要仔细查看“保底班”的具体条款，提前做好考试调研，不要像案例中的家长一样，为孩子报名参加“曹太班”。但由于没有合同明确约定“保底班”的具体考试等级和主办单位，维权变得被动。此外，还应警惕保修协议中“因培训机构以外的原因未通过考试不予退款”的条款。什么是“非因培训机构原因”模糊不清，容易导致维权障碍。(本文涉及人员均为化名)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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