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娜

菊花与重阳节的关系由来已久。广为传唱的诗句“等到山节，菊花时节我再来”已经揭示了菊花是重阳节的核心意象这一事实。毫无疑问，菊花在爬山、赏菊、插山茱萸等典型的重阳节习俗中占有一席之地。古人以“菊”为核心，发展出赏菊、诵经、饮菊花酒、吃菊花糕等一系列关于菊花的重阳习俗。虽然不同朝代、不同地方重阳节的习俗不同，但对菊花的重视是比较一致的，甚至把重阳节称为“菊花节”。这使得菊花成为透视重阳节文化的一个重要话题。

在雅俗共赏的互动文化模式中，从屈原、陶渊明等文人雅士发展起来的雅俗文化，到普通百姓世代传承的节日文化，菊花文化的发展不仅为重阳节注入了文化品格，也使重阳节发展出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菊花酒在古代是重阳的“标配”。

所谓“菊”，就是“菊”的意思。按照郭璞的注解《今日秋菊》，是指秋天开花的菊花。菊花有很多别名。因为早期的野菊花多为黄色、金黄色，所以常被称为“黄花”、“黄英”、“黄睿”、“黄甸”、“金英”、“靖安”、“金瑞”等。例如，有

根据重阳节的记载，菊花自汉代以来就在重阳节中占有重要地位。《西京杂记》记载了饮菊花酒的习俗和做法。“九月九日，你戴了山茱萸，吃了散饵，喝了菊花酒，长生不老。菊花舒服了，就用茎叶和小米混合冲泡。待来年九月九日成熟，便饮之，故称菊花酒”。事实上，重阳节宴会上喝菊花酒早在汉代就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习俗。南朝梁宗八《荆楚年谱》也说:“九月九日，四人在野外设宴。”杜公展注意到“始于无名之辈的九月九日宴，自汉至宋，未曾改变。今天，北方人也重视这个节日。他们吃山茱萸鱼饵，喝菊花酒。云使人长寿。”重阳节讲究喝菊花酒，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有着固有的驱邪保健观念。一个流传最广的关于重阳节的传说保留了这个想法。《续和书》载“汝南恒景与费长房同游，长房曰:‘九月九日，汝当有大灾，使家人在山茱萸臂上缝袋，登高饮菊花酒。这场灾难是可以消除的。俗话说全家爬山，黄昏归来，鸡犬牛羊骤死。方对说:“这是可以替代的”。

显然，在民间文化心理中，菊花酒具有辟邪的功能，在化解重阳节灾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点在很多唐诗中都可以得到印证，比如“菊花酿恶酒，汤饼香于山茱萸”。到了唐宋时期，菊花长寿的说法依然经久不衰。所谓“延寿菊花酒”、“献菊杯为寿”等诗句，都是指人们对菊花的“长寿”功能深信不疑。南宋的陆更是宣称“今人饮菊花、山茱萸于酒，山茱萸以辟邪而闻名，菊花以延寿为宾。因此，要消除九”的沉重负担，就必须取这两样东西。可见菊花和山茱萸一起，已经成为重阳节的“标配”。

事实上，菊花的药用和保健功能也得到了药理学家的认可。陶弘景《名医别录》指出，菊花能“治腰痛来陶陶，除胸热，和胃，益五脉，调四肢”。神农本草说“久服补血，助身轻抗老，延年益寿”。“光体于溪，神仙食也”。吃菊花基本相当于取了太阳的精华，有利于延年益寿。所以菊花又叫“天精”、“回春”，反映了民间社会辟邪、长寿的深层愿望。虽然随着后世的发展，饮菊求仙的色彩正在褪去，但饮菊花酒的民俗却保留了下来，成为展现重阳民间心理的文化意象。

赏菊、吃菊花糕的习俗越来越盛。

人们对盛开的菊花的喜爱还体现在重阳节的菊花簪、赏菊等民俗活动中。从晋代到唐代，菊花簪的潮流越来越盛。第二年编年史记载，“九日宫中插菊花，民间习俗尤甚”。杜牧、白居易等诗人也描写了菊花插的壮丽景象。“世人难笑，菊花须插满头”(《九天齐安登高》)，“两面皆盖。这种重阳节用菊花装扮的风气，直到宋代才逐渐消退。而武林九九也记载了宋代临安人“饮新酒，传菊花”的普遍风气，可见菊花在重阳节装扮中的重要性。

此外，重阳赏菊也是宋代以后的一项常规民俗活动。随着菊花栽培技术的发展，菊花的品种更加丰富。《东京梦中国》详细记录了赏菊品种。“九月重阳节有几种菊花，其黄白羽如莲房，谓之万年菊；粉色桃花菊花；白檀心叫木香居；黄圈，叫金陵居；纯白而大，曰Xi荣居；每到一处，餐馆都用菊花扎成洞”。品种的增多，给人们赏菊增添了不少乐趣。时至今日，重阳节欣赏各种姿态的菊花，也是一项具有无限审美趣味的活动。

至于吃菊花，除了喝菊花酒，还可以把菊花做成重阳糕来吃，有补偿自己上升欲望，“步步高升”的意思。基本上来说，围绕菊花展开的赏菊、饮酒、吃菊饼，一般在明代就定型了。也可以看出重阳节的菊花民俗涉及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菊花”已成为重阳节独特而鲜明的象征，被赋予了救灾、延寿、美容、升官等广大民众最朴素的民俗愿望。就其文化层面而言，这是一种从广阔的民俗世界中生长出来的民俗文化，有着广泛的民俗基础。

学者们赋予“菊花”以文化内涵。

然而，“菊花”的意义不止于此。作为一种古典文化意象，文人群体对“菊花”的吟诵赋予了它深远的精神意义。屹立在傲霜而不被凌寒枯萎的菊花通常被认为具有极其坚韧顽强的品质。钟会的《菊花赋》对菊花的五德进行了深刻的歌颂。“黄花高挂，似仙界；纯黄不杂，也土；早植晚登，君子之德也；冰霜吐出，看起来很有力量。光体者，神仙食也”。

自古以来，菊花就在诗词歌赋层出不穷的吟唱中成为君子精神的象征，因其风格和节气而被赋予“菊花”、“傲霜”、“振华”等名称。从屈原的“晨饮花木兰，晚赏秋菊”到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菊花”从一开始就以一种高贵的文化形象进入中国文化语境，它本来就超然物外，尤其是陶渊明对菊花的文学书写，使它具有了隐逸的品格。陶渊明对“菊花”的喜爱，是一种根植于精神品格的仰慕。他把菊花与隐居生活和重阳节联系在一起。所谓“我深居简出，我爱重阳之名，满园秋菊，我却执着我的激情，空奉九华，抒我的思念”。他还通过隐居来构建精神王国的独立性。不求名利、饮酒与菊花为伴的生活，为《东篱菊花》注入了持久的人文精神，并在与重阳节的融合中呈现出雅俗互动的特点。

作为一种体现民间文化心理的节日文化，它通过不断吸收人文精神传统，将世俗节日与精神追求融为一体，尤其是在重阳节对高贵幽静的文化意象“陶居”的吸收上。重阳节，民间赏菊、贴菊、吃菊的流行活动与文人咏菊齐头并进，而“篱菊”和“陶菊”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把节日的共性推向了一个高峰，显示出其意味深长的独特文化精神魅力。在后人的咏菊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重阳桃居的审美意象反复出现，如王昌龄的“山茱萸插鬓易生，玉舞横钗作愁”。据说醉在陶谦的树篱下，就要看这浪漫的爱情(《九天登高》)，还有王波的《九天重阳节，开门见山有菊花》。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陶家(《九天》)，白居易的“老庙三分白，新花半黄”。怅东篱不同于醉，陶佳明日重阳节”(《九月八日见皇甫十之礼》)等。都以陶谦东丽的菊花为核心意象，表达了对以“刺猬菊”为代表的无忧无虑、旷达生活的热切追求和向往。再者，正是由于文人集团对重阳菊的深刻挖掘，以及对其优雅、幽静、矢志不渝的文化象征的表达，使得重阳节充满了深刻的文化意蕴。”“菊花”不仅是一个节日的象征，也是一种文化隐喻。

现代社会，重阳节辟邪的意图越来越弱，但传统的重阳节菊花并没有消失。就南京而言，赏菊的地方更多，《金陵十三钗记》中记载的赏菊景象依然枝繁叶茂:“后山花农多植菊花，紫花黄树，岭上、亩上相对，游人携菊归来”。重阳菊花不仅体现了重阳节本身的民俗文化意义，还体现了顽强不朽的民族气节和崇高淡泊的文化精神。对于现代人来说，重阳菊花的文化理解，会通过菊花与菊花的比较，启发个人培养内在的精神和追求。重新审视和倡导重阳节文化和菊花文化，将进一步推动重阳节文化内涵的提升和现代发展。

(作者是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我们的节日南京工作室研究员)

来源: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