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父亲王导先生送我一本现行版的《修辞学》，内页题写“振信兄录”。我是家里最小的，上面还有两个姐姐，所以爸爸一般都叫我哥哥。几十年来，这本书我读了很多遍，有时也有感触。再翻看一遍，整理一下，简单写一下，纪念修辞学发表九十周年。

《修辞学的起源》这本书是我父亲在1932年写的，至今仍在出版。中国修辞学界公认该书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基石”和“现代修辞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民国时期，大学将其作为教材。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高教司将其定为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必读的100本参考书之一。郑、、倪宝元、吴等学者都表示，他们是在读了《修辞学发凡》之后才开始修辞学研究的。

书中的修辞体系和研究方法也影响了后来的许多作品。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中国台湾省重印了30年代现代修辞学的代表作，其中《修辞学的起源》最早由台湾省学生出版社重印(为避免权威人士检查，改名为《修辞学阐释》)。20世纪70年代初，台湾省“中央”大学的许著有《修辞学的发展》(台湾省中华书局出版)。有学者指出:“这本书虽然是参考了陈望道、和陈同时期的修辞学著作写成的，但采用的是最常说的《修辞学发凡》。”1975年，台湾省立师范大学黄清玄主编的《修辞学》由台北三民出版社出版，销量很好。可以说在内容分析上发扬《修辞学发凡》是最好的，引用《修辞学发凡》的修辞格来阐述理论也是最好的(参见蔡宗阳《修辞学发凡对台湾省修辞学的影响》)。

为什么一本书能经得起几十年的考验，还能再版？或者，请参考刘大白先生《初版序》中的如下一段话:

“陈老师写这本书已经十几年了，这十几年是我亲眼目睹的。......往往为了处理一个修辞格，搜索一个例子，通宵达旦；有时，可以在笔记本中找到一段引文或一段文字作为例子。因为我们想了解它的来龙去脉，或者想证明作者引用的有没有错误，我们就去找它来源的原书的根。......如果这本书很大，或者某种系列买不到，他把所有的书都买了下来，只是为了一个例子，哪怕是付出很大的代价。当没有什么可以借或买的时候，他不得不多方向他的朋友求助，他必须达到搜寻这本书的目的。”

刘大白先生还提到，他的父亲因为这十年来意见的进步，改了好几次稿子。草案几经修改的结果是“不仅修辞格的节目组织与旧稿不同，而且修辞的基本概念也与旧稿完全不同，以语言为标准”。

复旦大学乐思冰教授回忆说，当时父亲会“为了一个提法、一个例子，和我、刘大白讨论几个小时，有时讨论到深夜”，他也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修辞学相关的各种科学。乐思冰说，他先后5次收到父亲的油印稿:“他写的时候，把它作为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中文系的讲义，把油印稿发给同行们评论。”复旦大学的吴教授也回忆说:“如果找到更好的例子，他会毫不犹豫地换掉自己花大力气收集来的那个。十几年换了多少次，无法统计。书末用的例子只是他收集的成千上万个例子中的一小部分。”我父亲立足的原则是“从收集的众多事例中，选择熟悉、简单、有趣、易懂的事例”。可谓是反复提纯。

在这本书完成之前，我父亲不厌其烦地反复修改。这本书出版后，一旦发现有不完整、不准确的地方，再版时他会去追根溯源查阅资料，进行补充和更正。

从我父亲分别于1932年、1944年、1954年、1962年、1975年所写的初版后记、刊印题记、重印后记和序言，可以看出其内容、印数和写作意图的变化。

根据《中华民国普通书目》的记载，从1932年到1945年的十三年间，《修辞学》共出版了十版。从1946年到1953年，也就是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共出了四版。从1954年到1962年的八年间，共出版了四版。从1963年到1976年的13年间，共出版了两个版本。到目前为止，《修辞学发凡》已经出版到第20版。2021年11月再版，是第三十版。

民国时期的辞书流通情况无从考证，但从作者1944年写的《为印刷题词》中可知:“此书抗战前共出版八版，但抗战以来已搁置多年。到处的旧书店都把它当绝版书卖，价格高达六七百元甚至上千元。”可见很受读者欢迎。从1950年到2021年不完全流通的统计是33万多册。

有十二本书。第一版时，父亲告诉我“第一、二、三、十、十二等五条是新稿，其余七条是旧稿修改的”。旧稿是指作者在复旦大学任教时写的油印稿。1932年写这本书时，“辞格增加了十格，材料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新草案“是基于多年来对文学理论、社会意识和所有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不过每次修辞再版，父亲都会从头校对，稍加修改。“稍加补充”是为了“让这本书说的和我最近看到的更和谐”。他不停更新，背后有一个使命动机:“我受邀从事新闻教育多年，对时政的了解越来越多。我越看越觉得，中国人在中国的创新往往反映在中国的历史上。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在30年代的第一版中，父亲“想勾勒出修辞学的简要轮廓，然后指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刻板印象”。1962年版再版时，据说除了阐述修辞现象之外，“还想就当时社会保守落后方面普遍存在的一些偏见，如恢复古代文学，机械模仿，认为文言可以修辞，白话文不能修辞等等进行辩论，用修辞理论为当时的文艺运动助一臂之力。书中有些地方，争论的气氛很重，就是这样。”父亲在这里显示了他作为学者的本色，因为他知道“一切科学都不可能脱离时代，至少应该被时代的要求所重视，而被轻视和忽视。更何况花言巧语，它的成功本来就是一天一天进步的。”在结语中，他特别强调了“进步”:“所以，即使修辞讲到了极致，美也准备到了极致...没有什么不可能超越它所讲述的。只要能提出新的例子，新的安排，就能开辟新的境界。”父亲也有着同时代人共有的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英雄气概:“我们生在现代，虽然没有义务墨守成规，但我们确实有权利把古今一切成就作为我们新事业的基础。”90年后的今天，依然催人奋进。

作者:陈振鑫

编辑: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