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法国的时差()

中国和法国的时差()来源@视觉中国

文|娱乐值官,作者,编辑

如果不是葛达尔的离开,我们可能已经忘记了信息互联网时代那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叛逆的时代。

“新浪潮”是基于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济衰退,年轻人因为长期保守僵化的制度而失落沮丧,开始反思战争和旧制度。在辞旧迎新的同时,年轻人也开始与后现代思潮接轨。

在此期间,诞生了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五位代表人物:弗朗西斯·特吕弗、埃里克·侯麦、雅克·里维特、克洛德·沙布罗尔和让-吕克·戈达尔。他们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电影语言呈现和表达了自己的个人想法,展现了自己的个性。在《四百击》、《疲惫》、《广岛之恋》等新浪潮代表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导演们基于迷茫的强烈情感打破了好莱坞连续剪辑的传统规则,这也是一种悲伤与虚无之间的解放。

如今,随着最后一部新浪潮电影《达纳》的离去,一个时代也走到了尽头。坦诚表达质疑,勇敢宣泄不满,用电影语言大声呼吁的时代已经翻过了一页。

告别戈达尔,告别一个时代

法国当地时间9月13日,法国和瑞士籍导演、法国新浪潮之父让-吕克·葛达尔去世,享年91岁。据《解放日报》报道,葛大儿并没有生病,只是觉得精疲力尽,所以选择了安乐死。日内瓦湖畔,葛达尔在亲人的陪伴下,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到目前为止,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五位代表人物:弗朗索瓦·特吕弗、埃里克·侯麦、雅克·里维特、克洛德·沙布罗尔和让-吕克·葛达尔都已去世。

一个时代结束了。

1930年,葛达尔出生在法国巴黎的一个家庭。在童年时代,葛达尔经常跟随父母往返于法国和瑞士之间。1948年,18岁的葛达尔被巴黎大学录取,主修人类学,但他对电影产生了兴趣。大学期间,葛达尔结识了特吕弗、侯麦、莱维特、克劳德·夏布洛尔等人,五人组成了“新浪潮集团”。

中国和法国的时差()导演的《祖与詹》

1952年,葛达尔在法国著名电影杂志《电影手册》上发表了第一篇影评文章,批判了老式的拍摄习惯,迅速获得了电影界的关注。1958年由安德烈·巴赞主编的《电影手册》在法国问世,汇集了克洛德·沙布罗尔、特吕弗、葛达尔等50多位青年编辑。

受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他们提出了“主观现实主义”的口号,反对过去电影的“僵化状态”,强调以导演的“个人风格”拍摄电影,也被称为“电影手册派”或“作者电影”。他们的电影刻意刻画了现代都市人的境遇、心理、爱情、两性关系,与传统电影不同的是充满了主观性和抒情性。这类电影强调生活气息,采用真人拍摄,提倡即兴创作。电影大多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表现手法相当多变。

写了两年影评文章的葛达尔,不甘于“纸上谈兵”,开始尝试拍摄短片。1959年,葛达尔创作了第一部故事片《疲惫》。对于好莱坞戏剧的传统技术派来说,《精疲力竭》绝对是业余的,搞笑的,不可理喻的。影评人葛达尔从一开始就抛弃了所谓的常识和常态。跳跃,穿越轴线,在屏幕上,帕特丽夏的脸被放大成特写,观众从其中看不出悲伤或喜悦。因为葛达尔在悲伤和虚无中选择了虚无。

没想到,这部非学院派电影《疲惫》会一鸣惊人,葛达尔也因为这部电影获得了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熊奖。记者采访葛达尔时,他介绍了自己的处女作,“这是一部为所有尚未出现的内容而制作的电影。这部电影希望表明一切都是被允许的。”

中国和法国的时差()电影《精疲力尽》

1962年,葛达尔凭借《随心所欲》获得第27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审团特别奖。三年后,他的犯罪电影《皮埃罗·勒富》获得了第30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女人就是女人》、《亡命之徒》、《皮埃罗·勒富》、《鄙视》等电影相继问世,新浪潮电影的产量高峰期即将到来。

中国和法国的时差()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平台悼念葛达尔时评论道:“他在法国电影界崭露头角,之后他成为电影大师。作为新浪潮电影中最独特的人,让-吕克·葛达尔创造了一种完全现代的、极其自由的艺术风格。我们失去了一个国宝,一个天才的远见。”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法国电影“新浪潮”运动本质上是20世纪20年代法国先锋派抵制商业电影的延续。那是一个反对刻板印象,反对制片人制度,反对商业明星主导话语权,反对追求个性化风格,反对诚实的自我表达,反对勇于实验的时代。这些关键词听起来耳熟吗?是的,我们应该相信一些伟大的新风格只能在废墟中诞生。

“新浪潮”影响了全球多个国家的电影人,是世界电影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笔。二战后,法西斯的覆灭,历史性的审判,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年轻人把政治当成了一个巨大混乱领域里的“滑稽把戏”,但同时又充满了迷茫和困惑。因为“新浪潮”的背景与二战后人们的彷徨和苦闷息息相关,所以在新浪潮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创作者对战争的反思。

安德烈·巴赞主编的《电影手册》邀请了一批年轻的编辑,如克劳德·夏布洛尔、特吕弗、葛达尔等人。这些年轻人深受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提出了“主观现实主义”的口号,反对过去电影中的“僵化状态”,强调以导演的“个人风格”拍摄电影。这些编辑在未来孵化出一批新的导演。

比如《新浪潮》的导演就喜欢镜头在更大的范围内移动,水平移动或者其他方式,随着一个场景中的人物或者人物之间的关系移动(你想到王家卫了吗?在这种需求下,手持轻相机也应运而生。在《四百次》中,我们可以看到主角在自己居住的拥挤公寓中徘徊,镜头跟随主角登上摩天轮。这些纪实画面是新浪潮电影的重要特征。

中国和法国的时差()吕富执导电影《四百遍》

除了特吕弗的《四百次》和格达尔的《精疲力竭》、埃里克·侯麦的《一个无赖的日记》、雅克·里维特的《修女》和克劳德·沙布洛的《美丽的哔叽》之外,“新浪潮”风格的五位导演的经典作品不仅促进了法国电影表现手法的多样化,也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现代主义电影思潮的开花结果。

我们熟悉的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意大利电影大师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费德里科·费里尼等。都受到了新浪潮的影响。中国也有一大批新浪潮的拥趸,尤其是第五代、第六代导演中,他们的手法总是在不经意间出现。在被广泛渗透到各国电影之后,1964年也被电影史家视为法国新浪潮的终结。随着葛达尔的离开,娱乐价值官认为这才是新浪潮电影真正的翻页。

中国新浪潮导演,只有第五代和第六代?

如前所述,法国电影“新浪潮电影”已经渗透到世界各地的电影中,中国电影导演也不例外。导演贾曾经说过,包括那些在80年代采取叛逆态度的电影。比如,张艺谋的原创电影表现出与过去电影语言和电影方法的决裂,寻找一种新的电影美学的可能性;从90年代开始出现了独立电影,独立电影是对审查制度下和体制内电影的一种反叛。中国的每一代导演,都可能永远和前辈处于一种叛逆的关系。这也是传承电影传统的一种方式。

如果说法国“新浪潮”运动对电影人的影响是一种追求电影自由的精神,那么中国电影艺术的发展其实是伴随着对自由的追寻。我们在不断突破内在自我或外在环境的束缚来寻求这样的自由。

首先,中国的“第五代导演”张军钊、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张建亚率先继承了新浪潮风格的精髓,即具有强烈反思性的叙事。第五代导演通过《黄土地》、《狩猎场里的扎萨》、《晚钟》、《红高粱》等不落俗套的电影,塑造了强烈的个人风格。对比法国电影的“新浪潮”运动和中国电影的“第五代导演”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代最强音”来自民间的时候,电影业才有可能在体制、票房、观念、技术等方面进行创新和变革。

接下来,“第六代”导演贾、娄烨、、王小帅、姜文、管虎也是在新浪潮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一批艺术家。

《我的相机不会说谎》是娄烨电影《苏州河》中的一句台词,也是他自己标志性的自述。

从《危情少女》、《周末情人》到在全球获得诸多荣誉的《苏州河》,可以说娄烨将法国新浪潮的电影语言发挥到了极致。娄烨的《苏州河》展现了葛达尔的跳切之道,而《紫蝴蝶》则混淆了普通观众的故事脉络,同样具有强烈的新浪潮特征。而《周末情人》的开播和苏州河的开河的后续,对江面上的各种场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贾的第一部长篇电影《小武》、《站台》等作品也体现出强烈的新浪潮风格。该片脱离了中国电影的常规,成为一部标志着中国电影复兴与活力的电影。他的电影带观众了解当代社会,具有纪录片风格的描绘社会现实,提醒人们关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人的处境。

《知乎》电影导演李认为,中国第六代导演更接近新浪潮,沉迷于自我表现的快感,只是不偏不倚地借用了现实的框架。中小城市人物的喜怒哀乐,曾经是他们重点追踪和表现的对象,但2005年后,很多人逐渐放弃了这个题材。一些人转向对宗教和神秘主义的盲目崇拜,而另一些人则陷入对童年经历的回忆和美化。

法国影评人让-米歇尔·福柯(Jean-Michel Foucault)曾说:“新浪潮”运动不是一场特定电影拍摄方法的运动,实际上是一种自由精神:它对传统的拍摄模式提出了质疑,甚至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每个“新浪潮”导演都发明了自己独特的电影拍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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