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骨文和金文到篆书、隶书和楷书，汉字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隋唐以后，楷书成为正宗汉字，并影响周边地区，形成了覆盖东亚的“汉字文化圈”。

纵观整个“汉字文化圈”，在近代，汉字的地位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1949年以后，汉字经历了不止一轮的简化。由此，我们可以隐约感受到当前形势的复杂性。在梳理了汉字发展的历史之后，作者指出，时至今日，汉字进一步简化的土壤已经不存在了。

作者郭，

汉字进化史:从甲骨文到楷书

回到一百多年前。1898年和1899年之交，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甲骨文的发现。“龙骨”购自王药店

(龟甲和兽骨)

“上发现了古代汉字。

起初，人们不相信他，认为这只是古董商为了利润而编造的。但金石学学者罗振宇坚信甲骨文存在的真实性。正是他确定了甲骨文的出土地点是河南省安阳县西北五里的小屯村。他研究发现，甲骨文中有十多处记载了王上的名字，并指出甲骨之地是商朝的都城。

朱刻骨铭心的土方(供图)。图片来自《新京报》2019年10月对国家博物馆“甲骨文文化展”的报道。

在历史研究的意义上，甲骨文的记载证实了《殷本纪史记》中司马迁所记载的商朝确实存在。这些来自3000年前古文字的证据将中国考证的可信历史提前了1000年。从文字的角度来看，世纪之交甲骨文的诞生，意味着汉字找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源头。可以说，从三千年前的甲骨文到现在，汉字的演变是一脉相承的。

甲骨文大部分是用刀刻的，少数是用毛笔和朱砂写的。虽然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文字体系，但毕竟离古代不远，还保留着早期文字的“象形”特征。

商末周初，人们认为龟甲兽骨质量低劣，就用青铜来铸造“铜器铭文”。虽然黄金质地不错，但青铜是一种昂贵的金属，不宜推广。

碑文中的“马”。

于是，到了战国时期，一种适合写在竹简、帛上的线条圆润、笔画对称的字体就产生了。但篆书字体是用圆线连接的，影响书写速度。因此，到了秦末，书写相对简单的“隶书”开始在民间流行。隶书字体变圆为方，线条变弧为直，实现了完整的笔画。“立变”也因此成为古今汉字的分水岭。但“隶书”因为讲究蚕头的燕尾和点画的曲折，写的速度还是有限的。所以到了魏晋时期，流行一种去掉蚕头的燕尾，把曲折变成了直体的字体“楷书”。

蚕头燕尾，常见隶书笔法。笔是凝重的，但笔是轻盈的。

到了“楷书”发展起来的时候，汉字的演变似乎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一直用到现在，一千多年了，形状也没怎么变。当然，随着汉字的发展，古文字的章法就是《说文解字》所列的“六书”。

(象形、指称、认识、形声字、释义、借用)

“已经变了。大部分象形字已经不是象形字了，“指法”已经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比如“表”字，本来就是一个象形字，古文字就像人身上的一件动物皮毛做成的外衣。后来引申为“表面”等意思。

指法是一种抽象的造字方法。当无法或不方便画出具体形象时，就用抽象符号来表示。

甲骨文中有不少外来词，先秦古籍中也有不少外来词。比如“气”字的本义是“斧”，意思是“愁”。

“子”，一个外来词。“子”本来是“鼻”的象形字，后来因为“鼻”的读音与“子”一致，所以被取作“子”。借词，即借用已有的发音相同或相近的词来代表你想表达的词。

然而，外来词越来越少。这是因为形声字克服了“借”字的弊端，既能表音，又能表义，所以后来的汉字大多是形声字，“借”的方法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很多原来的象形字和会意字，都加了注音或象形字，变成了象形字。比如“开枪！”

(死了)

“从死，我们的声音”这个词的本义是指人死后倒下。此外，“标准

(投标)

“其实也是形声字。它从木头和票子的声音来看是指其本义中的树梢，也指挂在木杆上用于识别的旗帜。

近代以来的汉字文化

隋唐以后，楷书成为正宗汉字，也影响了周边地区，形成了覆盖东亚的“汉字文化圈”。似乎一切都很和谐。

直到“三千年未见的巨变”的到来。

鸦片战争

(甚至更早)

之后，中华民族近一个世纪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中国人能不能现代化？”有识之士一直在寻找救国之道。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中国要富强，首先要开“民智”，因为与其他国家相比，当时中国的文盲率太高了。

在中国历史上，辉煌的汉字文学与国民的低识字率相伴而生，这是一个突出的现象。直到1949年，全国5.5亿人口中有80%是文盲，农村文盲率甚至高于95%。很多人直接归咎于汉字难。所谓“汉字之难，中外空前。很难区分、记忆、理解和使用”。

《鸦片战争》剧照(1997)。

这样的话，逻辑结论就呼之欲出了。晚清名人吴稚晖说:

“汉字奇怪、多变、难以辨认...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所以我们这一代人也认为迟早要废除。”

后来知识分子对汉字的批判声更大了。著名音韵学家钱提出“汉字...在《未来汉字的问题》中，瞿秋白也在《普通汉语词汇研究》中说，汉语要充分发展，要现代化，要适应大众的新的文化生活，就必须彻底废除。”至于鲁迅的《齐杰亭谈新人物随笔》，写作问题就更严重了:

“汉字也是中国劳动群众的肺结核，病菌潜伏在其中。不先除之，只有死路一条。”

声入人心: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作者王东杰，谭旭峰工作室|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

在这些知识分子眼里，拉丁汉字是出路。1922年出版的《国语月刊》汉字改革特刊的封面，生动地反映了当时鼓吹拉丁化的潮流:一群挥舞刀枪的革命军队，追逐胜利。

(拼音字母)

刀枪沾满鲜血，獠牙会发绿，吓得惊慌逃命的鬼魅般的人。

(汉字)

不得不躲起来，被打败。

事实上，早在19世纪末，随着罗马

(拉丁语)

拼写中文字母的尝试已经出现。当西方传教士在东南沿海传教时，为了

(汉字)

他在文盲中传教，并根据当地方言创造了几个罗马字。其中，“白话文”影响最大。

(Pe?h-ōe-jī)

"。

白话文，拉丁字母音标方案，用于书写闽南话。上图是一个白话的例子:台南东门巴克礼纪念教堂。

在福建和台湾省，这种闽南话的演义一直流传到五六十年代，甚至当代的“台湾闽南话演义音标”也有其渊源。通过这些小规模罗马字的实验，当时的研究者普遍认为，西方拼音文字只要学会20个以上的字母和拼读规则，就可以按字书写，堪称“识字”利器。

由于汉语是单音节语言，很多同音字都是罗马字不可避免的矛盾。著名语言学家曾为史的《食狮记》做过戏说。很多人将其视为“拼音分不清同音字”的绝佳例证。

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

但事实上，赵元任的意图恰恰相反。他真正的目的是想说明文言文是一种不能承担口语交际功能的语言，有重大缺陷。相反，任何“听得懂”的语言，用拼音写出来都可以“听得懂”。这与瞿秋白的观点不谋而合。在后者看来，“汉字不是近代中国4亿人的文字，而只是古代中国遗留下来的34%的中国人的文字。”文言文“根本起不到声音的作用，只是形式上的作用，所以不需要什么拼音体系”。

时代变迁与汉字简化

事实上，回过头来看，如果我们拓宽视野，不难发现现代汉字在整个“汉字文化圈”的地位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黑船袭击”: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出现在浦和外海，守卫江户湾要害，威胁日本武力“开门”。

追根溯源，从一开始，东亚国家在汉字的使用上就遇到了一个问题:“国家的读音与中国不同”，汉字无法完整准确地表达本民族语言。韩国和日本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发展以汉字为音标的“官读”。

(在韩文产生之前，韩文的一种特殊书写形式是以汉字的音义为标志的)

和“叶晚假名”，最终形成了我们民族的拼音文字:“训民读音”和平假名/片假名。但日本逐渐形成了汉字和假名的混合风格，而朝鲜的“训民正音”却久不雅观。

至于越南，还有一条路。这是“紫楠”，意思是“南方之言”。其实《紫楠》是用汉字“六书”的方法来再造文字，难度甚至比汉字还大，而且大家都是随便写的，所以从来没有规范过。一个极端的例子，有人想写“砂锅”，于是他就把砂锅的纹理里的“土”字取了出来，加到了桌子上。

(越南语)

“砂锅”音的“爷”字凑在一起，觉得很完美。结果谁也看不懂，因为他创造的“南”字其实是一个“地”字。

南字，又称“南字”。

然而后来这些国家的“汉字”和中国的一样，从神坛上掉了下来，成为改造的对象。讽刺的是，原汉字的地位越高，汉字被去除的越彻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短时间内，拉丁字母“普通话”成为越南的官方汉字。

(含南字)

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越南语“国语字”。

语言学家黎锦熙提出，提高写作水平应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汉字简化”，即汉字结构的改进。接下来的“汉字注音”，也就是所谓的“半走拼音路线”，接下来的第三步终究是“完全走拼音路线”。

显然，无论最终目标是不是拼音，减少汉字的笔画，简化汉字都是当务之急。汉字的简化在当时并不是首创。早在1932年，国家语言统一筹备委员会就编纂了国家语言通用词。它指出:

“自宋元以来，就有了流行的简化字...所以这本书...是附在共同机构的小字体，以显示其倡导。”

1935年1月，国民政府制定了第一部简化字表，收录了324个简化字。可惜，这一举动很快就走到了尽头。1955年10月，国务院汉字简化方案修订委员会对《简化字方案修订草案》进行了修订，并经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一致通过。“简化字方案”最终确定了517个简化字，正式在全国推行。

这次文字改革确实极大地推动了识字的进程。上世纪50年代，有“一亿人识字用简体字”的说法。到1964年，13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32%。另一方面，新鲜出炉的“简化字”多来自历代俗字。

(如“碍”到“碍”)

。

简体中文字表(1984年版)。

当然也有不完美的地方，比如“宝”字，中国古代的字体看起来像是一个人拿着刑具，让人跪下认罪。其原意是认罪，后意为诉说、报恩。简化字“宝”与原字毫无联系，甚至破坏了原汉字的理据。

这种慢性病在七八十年代曾经推出的“二字缩写”中被进一步放大。比如“剑”简化为“江”。问题是“涧”指的是豇豆，“江”指的是古代意义上的长江，但却是现在意义上的大江。用后者代替前者是没有意义的。至于“旦”，本义是“早晨”，但被《二建子》用作“蛋”字的简化。这两个词的意思也完全不相干。

双简方案中的简化字，俗称双简化字，于1986年废止。

二建子失败的原因当然有很多。其中一个因素可能不容忽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随着计算机汉字处理技术的进步，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汉字难以用于印刷和通讯。所以“中国不废除汉字，用汉语拼音文字代替，就无法进入现代文明”的观点就被打破了。汉字简化甚至拼音化的前提突然不复存在。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汉字，探寻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这种背景下，让汉字表意性消失的“二建字”自然难以复制50年代的成功。至于拼音输入法的速度，一般能达到60-80字/分钟，可以断言汉字进一步简化的社会土壤已经不存在了。

作者

离开

郭

编辑闫安业

校对薛静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