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历史研究

[摘要]科学思潮随着“西学东渐”传入中国，带来了中国近代民族观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战时期，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国民党推动的汉化文化建设运动和中共推动的延安文艺。它们都是复古精神的具体表现，主要表现在歌颂古代汉族英雄的古装剧、古诗和历史小说中。然而，这种民族主义观点背离了现代科学思潮。所以抗战结束后，救亡图存，鼓吹复古精神的文学作品受到冷落。然而，这股“回归祖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亚洲研究部；

[关键词]科学思潮标准文化延安文学民族主义复古精神

【文章来源】海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2014年8月。

纵观中国近代思想史，出现、衰落、消亡的社会思潮不计其数。然而，在20世纪30-40年代的抗日战争期间，有两种思潮对当时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一个是“救国”，强调救亡图存，一个是“复古精神”，唤醒民众的救国意识。二者相互依存，见证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演变。

笔者认为，“救亡图存”和“复古精神”是“民族主义”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两个投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中独特的文化景观。深刻反映了科学思潮与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的密切关系。因此，从“民族主义”出发，系统地考察上述两个概念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变迁，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遗憾的是，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明显不足。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还没有系统的研究。笔者本人在《论中国现代文学进程中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与‘延安文艺’的比较考察》一文中(原载于《冯佳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6月号)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考察。在海外学术界，只涉猎相关著作，如阿瑟·沃尔德伦的《从战争到民族主义:中国的转折点》。1924-1925(2003)和Edward M. Gunn的《不熟悉的缪斯:上海和北京的中国文学，1937-1945》曾用少量篇幅涉及这个问题，但没有深入讨论。

本文拟从这一话题出发，通过分析“民族主义”概念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发展，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一、科学思潮是如何催生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二，救国与复古精神构成了怎样的复杂关系？第三，在中国文化仍在走向现代性进程的当下，重新认识“民族主义”的意义何在？

一个

“科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旗帜，导致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思想乃至政治启蒙运动，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出现的。

但时至今日，“科学”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中一个相当陌生的词汇。大多数研究者较少关注“科学”在中国现代文化进程中的作用，而是将目光聚焦于社会思潮、文化交流、政治制度乃至经济制度等诸多意识形态层面。在这种背景下，“科学”是一个逐渐被淡化和遗忘的因素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同时笔者也发现，虽然科学被遗忘了，但“民族主义”却成为中国文化现代性研究的一个关键词。有学者认为，“民族主义”是中国文化现代性的逻辑动力，正是因为民族主义的萌发，才在本质上催生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当时民族主义的高涨密切相关。

民族主义作为中国现代文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概念，受到研究界的广泛关注，是理所当然的。因此，笔者进一步认为，如果不厘清民族主义的内在逻辑和概念，就无法找出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一些规律性问题。纵观中国现代文化的进程，“民族主义”恰恰是“科学”与“民主”之间的桥梁。解释民族主义，不能失去科学立场、科学思潮和科学史的研究视角和相应的解释。因此，从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肯定“科学”和“民主”两种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影响。

“民族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出现、生根、发芽，与西方科学技术尤其是人类学、生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密切相关，这是民族主义在中国出现的前提。晚清以前，中国人很少有“民族”的概念。在所有中国人眼里，所谓“异于我族”的“民族”，就是“较早生活在黄河、长江流域，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汉族”。甚至在秦汉以前，长江流域(今湖南、湖北)的居民就被归为“蛮族”。

但随着历史的变迁，特别是“五朵野花”和“安史之乱”的民族融合之后，“我族”概念的内涵有了明显的扩展。尤其是元清时期，少数民族统治者占领中原，使得中国人对“我族”概念的理解明显扩大。晚清有学者认为“我族”已经包括了一些少数民族，“我族”是少数民族的一种。

但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民族”概念的演变并不是建立在人类学、民族学、人种学等诸多考证和抽样研究的科学成果之上，而是根据统治者的政策、民众的自然迁徙和漫长的民族融合岁月而逐渐形成的。这种民族观念的形成过程明显不同于西方的民族观念。

所以，中国文化虽然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但其民族意识的觉醒却一直延迟到清末。中国的现代民族意识是清末西学东渐才刚刚形成的。中国民族学的发展继承了西方人类学和民族学，这一点早已得到学术界的认可。研究“民族主义”对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的影响，不能超越中国近代科学思想的重要范畴。

中国使用“民族”一词，始于甲午战争，盛于庚子革命。因为“三民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所以打上了强烈的政治烙印。然而，它的发展与西方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密切相关。如前所述，中国人以前的“宗族”概念，是统治者政策决定的民族无意识，而不是通过科学技术的筛选、选择、分析而被阐明的。

最早传入中国的人种学是民族学，起源于1895年严复根据达尔文和赫胥黎的进化论提出“保存物种”的思想。1894年甲午战争战败后，严复突然发现中国将被他的邻居日本所灭，而日本是同一个物种。他发文“多痛苦啊！好痛！”慨叹，甚至“(严)每次看这个声明，半夜就开始哭”。受此启发，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

可以说，主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论》不仅是中国人类学史的先行者，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基础。与此同时，西方列强为了给侵华制造一个正当的舆论，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种族主义”宣传，认为白种人优于黑种人和黄种人，所以世界应该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

这种充满荒诞却时不我待的历史语境，迫使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不仅要承担起科学研究的责任，而且要与救亡图存的政治语境紧密相连。所以人类学和其他理工科学科构成了科技学科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桥梁，甚至清华大学的人类学系也附属于社会学系。正如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1820-1895)所说，人类学是一门“从人类和种族的形态学和生理学过渡到历史的桥梁”的科学。这一特征在现代中国尤为明显。例如，潘光旦曾这样评价自己的研究:“然而，自东北事变以来，率未能用，以证明华东民品优越。现在山川不一样了，风景也不一样了，皮不存在了，毛还会连着？这种研究和原著，特别是你拿不回来的。”

作者之所以重述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无论是现代人类学还是现代文化，他们都责无旁贷地承担着现代中国的一项重要任务:救国。这些都是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最终会趋同的历史原因。前者与民族学、伦理学、社会学的融合为救亡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后者则借助现代传媒产业的发展为乱世呐喊，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进程中最为壮观的“民族主义文艺”思潮。但随着抗战的爆发和深入，“民族主义”被曲解和重构，逐渐偏离其科学核心。

生理学、生理学、民族学本来属于理工科，但由于时代的特殊危机，它们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催化剂，催生了“民族主义”的社会思潮，与新文化一起承担了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因此，反思民族主义在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不能超越科学思潮这一宏观的重要范畴。

二

由于救亡图存，“民族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从科学思潮到社会思潮的历史性转变。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连同“国家”的概念，“民族”的概念得到了澄清，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概念被大多数中国人所熟知和认同。

因此，研究“民族主义”在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地位，必须追溯到最初的概念本身。“民族主义”始于清末，当时人类学、民族学等西方科学理论在中国传播。因为民族危机和民族危亡，形成了遍及全社会的主流思潮，深刻影响了文艺创作，成为推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因此，研究“民族主义”，必须将其还原为“科学思潮”，而不是简单的“社会思潮”。

科学思想和社会思想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来自经验理性，后者来自集体意识。科学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重要精神动力，曾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对于民族主义、受其影响的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潮来说，科学的引领意义不容忽视。

在整个抗日战争蓬勃发展的三四十年代，总的来说，“民族主义”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国民党推动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二是中共推动的延安文艺，三是以春秋笔法和讽刺古今的态度表现的沦陷区文艺。另一个是支持伪政权的侵华日军鼓吹的“东亚民族文艺”。前三者虽强调救亡图存，但都不自觉地陷入了“复古”的桎梏，难以出现经典之作和强大生命力；后者故意背离“民族”二字的基本科学逻辑，进而羁绊中国文化现代性的进程，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可笑的一页，故不属于本文讨论范围。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始于九一八事变后，由国民党政府推动。旨在宣扬“民族主义”，号召中国社会各阶层放弃阶级仇恨，团结对敌。当然，发起人还有一个潜在的想法:用“民族主义文艺”来对抗中共的“阶级斗争”文艺理论。在这种文学思潮下，确实出现了一批质量良莠不齐的作品，许多“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刊物在30年代的头7年里举步维艰。用茅盾的话说，这些都是“没人愿意看的小刊物”。例如，前一期《前进月刊》只卖出了三份。

显然，这样的文化运动无法唤起更多的读者，于是国民政府开始修改“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政策，开始注重弘扬“国粹”文化，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观。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的时候，政府为了号召社会各阶层的参与，把“民族主义文艺”换成了“本位文化建设运动”，旨在弘扬复古精神，把“民族主义”浓缩为中国历史上忠君爱国的思想，把“救国”曲解为简单的“洋夏之别”。在这种沉重的背景下，一批“弘扬忠义英雄主义”乃至“反清复明”的作品不断出版和上演。

与“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同步的延安文艺，是“左翼文艺”的精神突变。必须看到，虽然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思潮，但延安文艺无论从参与程度、写作套路、意识形态、表达方式等方面，都与左翼文艺相去甚远。所以，延安文艺在某种程度上是后期民族主义文艺的延续，所以应该属于一个广义的民族主义文艺范畴。

拙见是，“延安文艺”是“五四”以来中国乡土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延续，应该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虽然没有对“民族性”和“民族主义”提出自己的规范定义，但在其纲领、理论和创作实践中，始终把“民族性”的内涵放在整个创作实践中。一方面，既有以《黄河大合唱》为代表的交响剧目，以《吕梁英雄传》为代表的小说，以边《慰问信》和小三《六一》为代表的诗歌，又有延安平剧院和剧团推出的《岳飞》、《梁红玉》、《吴三桂》等新历史古装剧。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和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化形态几乎是一样的。

与国统区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文艺相比，沦陷区的文艺也表现出了这种特殊的民族主义倾向——除了一些讨好敌人的文学作品，如(刘存仁)的小说《热情与敌人之外》、周佛海的文集《王义吉》、张资平的小说《洪欣阿子》之外，还有许多其他作品“延续”下来，如、曹禺、周等。，采取迂回策略，编演了许多历史剧和历史小说，借古讽今。这种写作策略其实还是一种“反抗”——只是没有激烈的言辞。在这种柔性反抗的背景下，客观上促进了大众文化和公民文化的发展。所以，客观地、历史地看，这也是对“民族主义”的宣扬，表现出“复古”与“延安文艺”、“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共同性。

三

纵观近代中国从乌鸦战争到1949年的一个世纪，民族危机深重，国运衰微。“民族灭绝”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4亿人的头上。因此，强调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自然成为政党和公民的口号。因此，“民族主义”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进程中一条极其重要的主线。从鸦片战争的“洋务运动”和“诗歌革命”开始，它就一直存在，从未消退。时至今日，“民族主义”仍然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笔者认为，之所以要对中国现代文化进程中的“民族主义”进行反思，在于“民族主义”虽然源于科学思潮，但却容易被误解、曲解甚至篡改。抛开日伪政权捏造和宣扬的“大东亚民族主义”，只有抗战时期具有积极因素、主张抗倭杀敌、呼吁救国的“民族主义文艺”也存在诸多不足。最大的问题是“复古精神”的推广——这也是这些作品难以在文学史上获得较高声誉的原因。

因此，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到，“延安文艺”、“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标准文化建设运动)”以及一些沦陷区的文艺作品都有积极的、科学的一面，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对敌宣传的需要，不同的政治势力在解读“民族主义”一词时，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一种“变性”。所以，我暂时称之为“民族主义”。

“复归民族主义”中的“复归”一词，在英文中是“reversion”的意思，意为“逆转和倒退”。学术界对这一术语及其概念内涵没有准确的定义和相关的研究。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在“城邦”演变为“民族国家”的国家或地区尤为突出。在这些国家或地区，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阶层，在表达民意和统治理念的过程中，对“民族主义”这一概念的使用总会出现反复和暂时性的倒退。即会不自觉地在以往狭隘的民族主义历史叙事中寻求“救国”、“自强”的精神寄托，进而形成对自身历史的重构。这种政治现象在中国、西亚、中东等国家或地区尤为明显。

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和后来的“标准文化建设运动”中，“民族主义”遭遇“变性”，国民政府开始宣传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历史人物反抗少数政权侵略的功勋，称他们为“民族英雄”，以此来激励抗战时期的人心。例如，在具有官方背景的文学刊物《乐风》上，就发表了不少“借古讽今”的作品，如秋的《庚子拳灾与浙江三中》、谢的《水浒与南宋忠军》、黄华的《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鲁的《后父子金善威抗清录》等。

响应国民政府的官方宣传，上海沦陷区的知识分子也开始行动起来。“新古装剧”如的《晚明恨》、周的《花木兰》和的《梁红玉》在沦陷区很受欢迎。尤其是海派古装片，如岳枫的关云长钟毅钱球，吴永刚的岳飞和张善坤的葛嫩娘等。，几乎销售一空，给联华电影公司和新华电影公司带来巨额利润。与此同时，在延安，1942年鲁剧团成立前后，为适应抗战需要，他们演出了十余部京剧古装剧和一些配合抗日宣传的新编历史剧。

这一切，正如爱德华。耿未来说，“这是一个国家的生存比其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时期。剧作家们发现可以通过历史剧来反映这两个问题，可以穿上老祖宗的服装，摆脱上海的复杂局面和统战问题…在1936年，战争显然是不可避免的，国民党政府发起了“标准文化”运动(引者注左翼作家和共产主义作家也对使用传统创作材料感兴趣，因为它对中国社会各阶层有天然的吸引力…作家有责任写出爱国主义的作品，这无可厚非，但人们不禁怀疑《桃花扇》这样的作品所表现出的兴趣。”

“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文化进程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尤其是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时期。这种思潮很容易被激发成为团结社会各阶层的力量。然而，当时的中国作家和政治家出于功利目的，忽略了“民族主义”这一科学思潮中的重要因素，导致其发表的作品缺乏生命力。抗战结束后，国统区的小说、杂文，或者沦陷区的文化活动，在抗战后实质上消失了——归根结底，这与“返祖民族主义”的负面效应密切相关。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汉族乃至中原政权与少数民族乃至边疆政权斗争的历史事件，很容易被赋予“爱国英雄”或“民族英雄”的事迹进行褒扬和宣传。这种“爱国”或“爱民族”的情节，更多的是对政权和民族的爱，而不是基于中华民族现代性的“大国观”。直到经历过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多年来一直主张“五族共和”的民国，给人看这样的观点难免有失偏颇。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返祖民族主义”是自上而下的。正是国民政府的领导人蒋介石在“四中全会”上宣称:“我们要创造一个有无数无名岳武穆的中华民国的岳武穆。我们今天的党和国家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只有一片赤子之心。就像诸葛武侯说的，我们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甚至到了后期，国民政府为了宣传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甚至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改名为文化基建运动，意在宣传传统文化中“忠君”、“抗鞑”的思想，以此来凝聚抗战时期的民心。

四

抗战胜利后，上海和北平的古装电影一度停播，古装剧票房相当低迷。延安开始排演以《白毛女》和《小黑人的婚礼》为代表的现代戏。在国统区，现代戏剧和电影逐渐流行，古装剧和新历史小说逐渐从文学舞台上消失。

我们可以把它归功于抗日战争的胜利。日本人被驱逐出中国，这样的作品不再具有社会功能，自然被历史淘汰。但如果把中国现代文化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这段历史难免会有突兀的感觉，是对五四精神的一种反动。通过曲解“民族主义”来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仍然是政界经常提及的施政方式。因此，有必要反思“民族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化和社会思潮的影响。所以，笔者认为有两点考虑。

首先，在现代社会，“民族主义”必须是基于科学理念的民族观。“祖宗民族主义”背离了基本的科学精神，因为“一师无名”，所以“不能远”。

抗战结束后，这些作品已基本从中国文化现代性的进程中消失。从宏观上看，发端于清末并与人类学、民族学同时传入中国的“民族主义”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精神基础。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战争动员的需要而不自觉形成的“返祖民族主义”，是历史的倒退，是对五四精神的反叛。虽然在短时间内形成了很大的反响，但最终不了了之。

当然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与战争共存的文化现象，但没有一种文化现象是全面的。一方面，它确实有救亡图存、凝聚人心的强烈诉求，但在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却是反动的。它不仅与五四运动中提倡的平等、启蒙的普世意识相去甚远，也是对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否定和颠覆。

所以抗战结束后，这类“复古”作品很快就失去了原有的观众基础。取而代之的是类似战前市民生活和城市文化的作品。联华和新华电影公司在一个小城开始拍摄以春天为代表的都市片，延安的作家和戏剧家又开始拿起阶级斗争的作品。

在这里，笔者打算举一个例子来证明“复古”这个主题被忽略了。1935年，梅兰芳组织编写了古装京剧《生死恨》，讲述了北宋末年全民一致抗金的历史传说。自1936年2月以来，该剧已在上海禅坛上演三次，场场爆满。此时上海尚未沦陷，日军已经对该剧的效果感到恐慌，于是委托租界当局向梅兰芳施压。迫于压力，梅兰芳转战南京大华剧院，连演三场，结果越演越烈，打破了当时京剧票房的历史纪录。连排队买票的观众都砸碎了票房的门窗。

1947年，华谊电影公司董事费穆出于对商机的考虑，力邀梅兰芳拍摄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生死恨》。虽然梅兰芳很努力，当时的拍摄水平也是一流的，但是上映后票房却异常惨淡。与此同时，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反响强烈。

同样的内容，为什么会形成如此鲜明的对比？在郑培凯看来，这是因为焦平面叙事这种新的艺术形式扭曲了戏剧舞台的美感，使得一些热衷于戏剧“在场”的观众无法获得观剧的满足感。如果这种说法完全成立，那为什么技巧和演技都不如战时卖光的古装片《葛能娘》和《李》叫《生死恨》？

其次，中国现代文化根植于五四运动的“民主”和“科学”两大思潮。尤其不能忽视科学思潮在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只有科学才是“民主”的基础，如果失去了科学的“返祖民族主义”，它只会成为专制的意识形态工具。

“民族主义”的本质是科学思潮。西方民族学、生理学传入中国后，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归属有了科学理性的看法，改变了过去“忠君报国”的落后观念，形成了社会启蒙思潮，进而转化为政治革命的精神动力。辛亥革命后，执政党打破了“种族”与“民族”的概念差异，提出了“五族共和”的主张，初步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政治保障。

1919年后，“民族主义”潜移默化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从“新文化运动”到官方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十余年间，中国现代文化一直在启蒙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前进，期间从未出现过“重拾衣装”的倒退。所以抗战时期的“复古”风潮，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无疑是一种倒退。

上世纪80年代，李泽厚提出了“救亡压倒启蒙”的理论，他认为这一理论源于五四运动，1949年后中断。李阳在解读李泽厚的观点时，引用了霍布斯鲍姆(1917-2012)的观点，认为这种悖论来自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缺陷，即“民族国家”的建构与超越之间的矛盾。然而，笔者认为“救亡图存”并不是在1949年中断的，而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那些歌颂忠君、受害者，遵循大纲、遵守套路的“复古”作品中，“民族主义”丢掉了它的科学本质，回到了鸦片战争前的“洋夏之辨”，变成了“返祖的民族主义”。

说到底，抗战时期关于“复古”精神的文艺作品，虽然时间不长，但凝聚了人心，反映了特定时代的政治需要，对社会各界的救国救民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我们必须正视它的科学主义，这是违背科学理性和五四精神的，也是对它本身作为一种科学思潮的反作用。因此，“返祖民族主义”给正在走向现代化进程的中国文化带来了历史的倒退。但作为一种文化保守主义，“复古”思潮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一直存在，而且往往与民族主义一起呈现，这也正是后人需要特别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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