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7月27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原周刊

作者:于坚

这是我第一次来金华，但是我知道金华的大火腿，这里用了“大”字。支撑这个火腿的，是艾青和大爷河出生的土地。

昨天去了艾青故居，今天看到了这里的窑子。真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为什么艾青这样的诗人没有出现在别处，而是出现在金华，这不是偶然的。

在艾青的家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进村时的牌坊模样。牌坊上写着“艾青故里”。我当时就惊呆了。一般像某某故乡这样的词只出现在李白故里和杜甫故里。故乡是一个和古诗有关的词，但是一个新诗人的故乡叫故乡，是有意义的。

现在我们在赞美或批评新诗的时候，总会问它有没有生命力，是活的还是死的。艾青是一位新诗人。他的诗写在古老村庄的墙上。过去，古诗词和文言文就写在这些墙壁和牌坊上。新诗进入农村，被村民接受。

金华的田野很美，风景很美。时代的苦难过去了，山河依旧富饶。我看到在艾青的家乡，村民们为五月的土地无言地高兴，它会贡献火腿。我在一片田地前看到一块石碑，上面刻着艾青的诗:我爱这片土地。

这首新诗被刻在石碑上。“一只白鹭飞过宁静的沼泽地”，暗喻着对大地的爱，“为什么我的眼里总是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直截了当，指指点点，是现代的说法。中文表达有新的审美空，可以和旧的表达并列。

艾青的诗，直接写在土地的边缘，自有杜尚般的效果。这首新诗是对语言的认识。古典诗词没有识别层次，只会发生现代语言革命。

古典诗词的晦涩，有时会让人忘记杜甫所暗示的“我爱这片土地”。当土地危机的时候，诗歌必须直接说出来，这是一种现代性。这是一个新传统的开始，新诗已经配得上被神圣化，因为它能召唤，有点沉重。

诗人艾青。新华社

艾青是金华一个地主的儿子。艾青家，据诗人柯平考证，爷爷那一辈拥有两座酱园。做酱和金华火腿。金华火腿当时已经远销欧美。艾青家里可以说是很有钱了。老话说，苏杭下有天堂，苏杭也包括浙江。

在中国传统社会，这里被建成日常生活的天堂。一方面是政治制度的腐朽；另一方面是火腿特有的味道。艾青一生有过两次重要的离开和回归。上世纪30年代，艾青弃金华而去。这个天堂产生了像黄这样的伟大人物，它是一个有许多美好事物的地方。

为什么艾青抛弃了这个世外桃源去了巴黎？巴黎是什么？巴黎是当时世界上人们向往的现代化城市。那时候城市的德行和乡村不一样。

城市之德是一场血腥冷漠的经济运动，技术决定胜负。如果你没有像奥运会运动员一样获得第一名，你就会在那里失败。一个城市的美德只有两个方面，要么成功，要么失败。巴尔扎克写了很多。

艾青家乡的金华有什么美德？中国五千年的道教，自然，爱土，我行我素，随波逐流，被动，守位。和巴黎的世界观完全不一样。

然后，艾青抛弃了家乡的美德，这是自然的。他会去巴黎接受另一种世界观。他受到20世纪流行的“拿来主义”的影响，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对古代中国人失去了信心。

这是艾青在家看报纸的照片。新华社

“住在别的地方，”兰博吟诵着，离开巴黎去了非洲。兰博的意思是巴黎不适合居住，他想找到人类的故土。相反，艾青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抛弃了农村和家乡。艾青要去彼岸，去巴黎，“去他死的地方”(屈原)。屈原被流放，艾青自觉。

他在寻找新的生活，工业文明创造的新生活。巴黎是法国象征主义兴起的时代。这个符号的故乡是中国。然而，在19世纪的法国，这是前卫的时尚。他们厌倦了语言的及物性、逻辑化、概念主义和现实主义。他们希望以一种模糊的、无指的和更感性的方式超越西方语言和“the”的精确和冷漠。象征主义的领袖是波德莱尔，他对这座城市持犹豫和肯定的态度。一方面，城市带给他自由。

它对艾青诗歌有什么影响，这对于理解中国当代诗歌至关重要，至今没有深入研究。艾青从巴黎回来，写下了《芦荻》这首诗。这首诗表现了艾青的“带入”。艾青带了什么？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崇拜“拿来主义”，这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种地方传统。

很多知识分子都去了西方，“取”的学说每个人都不一样。鲁迅的作品让鲁迅获得了成功，但大部分只是对外的，比如1940年代国立西南联大的现代派翻译。艾青从欧罗巴回来，带的不是雷诺或者咖啡，而是一支芦笛和一种“乡愁”。

大都市没有芦笛。大都会是花花公子，听不到芦笛。利用它让艾青回到家乡，重新认识它。艾青写了他最重要的诗《大研河，我的保姆》和《雪落在神州大地》。

生活中的艾青。新华社记者费阳摄(1993年6月14日)

艾青回到了保姆身边，他不能“去他死的地方”。他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艾青从金华出发，穿着长衫和马褂，到了巴黎就成了西装革履的精英。但最后他还是回到了大研河。

早期新诗有一种唤起精神的气质。新诗是对过去写作的一次革命。到了晚清，古诗词已经彻底祛魅，成为一种修辞游戏。不求野，这个野就是召唤灵魂，回归语言的故土。

为什么要写诗？在西方，人与神的关系取决于宗教。中国自古以来就是靠诗教的，所以孔子说“不写诗，无话可说”。他把诗歌提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知道为什么要诗歌。诗歌不仅是浪漫爱情的修辞行为，也是唤起灵魂的语言运动。

中国文明通过诗歌维系着与神灵的关系。“孩子病了，请祈祷。孔子:有吗？陆对岳:对。他说:“为上下诸神祈祷。孔子:我已经祈祷很久了。”(注:这些都有，有效吗？鲁说，是的。孔子说，我一直在祈祷。一直祈祷是一种诗意的祈祷。它不需要寺庙或祭坛，只需要文字。)

道理可以知，但未必是众所周知的道理不学诗无话可说。汉语，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召唤性的语言。甲骨文上的字是用来占卜的，占卜是用诗招魂。

艾青的视力很差，但她每天总是拿着放大镜看报纸。新华社记者费阳摄(1993年6月14日)

汉语的起源不同于西方语言，苏美尔文字用于商业。在这个岛和那个岛之间做生意需要精确和直接的计算。

中国人不一样。中文是用来请教和请教神仙的。道教是自然的。自然就是万物有灵，神灵在。

你想做什么，你想做什么？你得问上帝，通过祭祀和占卜(后来成为文字)能不能做到。一旦诗歌不再唤起灵魂，就会回归物质的服务和不人道。朱引用《论语》中程颐的话:“君子顺理，所以习于舒泰。

小人是事物的奴隶，所以忧虑。“在中国，理性就是诗。侍奉物是人类古往今来的烦恼。不学诗歌，没什么好说的。孔子的计划是用诗意的坚持来抵抗事物的死寂。在中国诗歌最强大的时代，唐朝，宋朝，尤其是唐朝，中国总是远离文明。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上帝通过回到希腊被重新解释，于是启蒙运动又开始了。日本，越南，韩国，都受过中华文明的洗礼，和这个文明所解释的神灵一起生活。

什么是文明？这个词是汉语独有的。文明是文字照亮的，和神照亮的不一样。新诗是文字的解放。西方死了神，中国死了文。

五四意识到了这一点。然而五四的计划是抛弃文学，怀疑文学。但是，新诗还是必须用散文来写。它在对散文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之后，回归到了蛮荒，回归到了古文所覆盖的散文。白话是一种原始散文。这首诗又开始了。胡适、郭沫若、鲁迅，早期新诗的代表…那一代的文学作品都有一种令人回味的气质。但后来这种招魂开始式微，艾青又被激活了。

艾青是祖国的诗人。他带着拿来主义回到祖国，大研和在当时的中国语境下是贬义的。如果说鲁迅对故乡还有些怀疑的话，艾青毅然回到了故乡。

艾青和一个年轻诗人在一起。新华社记者费阳摄(1993年6月14日)

招魂始于诗经，始于屈原。

这是一个悠久的传统。明清时期越来越弱，只是在新诗中，招魂传统才得以复兴。

早期新诗，招魂粗糙。我认为艾青达到了新诗的一个高度。他重新让诗歌完成了孔子诗歌的几个功能:启发、观察、分组、怨恨……最重要的是分组。一个团体是团结、分享和交流的。如果诗歌不能团结一个部落的人民，获得神灵的力量，那么诗歌只能是自恋的。

为什么今天的中国诗歌如此孤立，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它不合群，日益成为自恋者的修辞游戏。碎片化就是物化，事物都是孤立的、无情的碎片。碎片化的结果就是诗歌的草图。诗歌没有感染力，也不合群。只是一个小品，一个修辞游戏和小聪明。

艾青的诗，时至今日，仍有被团结召唤的感染力。这个群体不同于西方诗歌的方向。西方诗歌不在乎是否成群。这是个人主义和自我戏剧性的。

与上帝的关系是圣经教会的事。诗人不在乎这个。诗人掌管知识和图书馆。当然，最伟大的诗人也试图扮演上帝的角色。在中文里，“诗使鬼哭”就是扮演上帝的角色，这是每个诗人的梦想。一旦中国诗歌脱群，不再“鬼泣”，诗人必然会被孤立。

艾青最重要的贡献是重新获得了对中国人的信任。艾青回到了语言本身，用语言本身的光辉再次教化。这是艾青最大的贡献。艾青对语言的要求是“简单、自然、和谐、质朴、清晰”，这是对语言的一种信任。

现象学语言观点。语言可以自己说话，不需要修辞。他强调新诗的散文文化。散文文化不是新诗的劣势，而是新诗的正当性。艾青说:我活着，所以我歌唱。我认为他受到了存在主义的影响。

他说，对世界，我们不仅在看，在想，也在说。中国诗歌曾经是我看到的一首诗，“你们每个人的腰带上都有一张弓和一个箭袋”，“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冲天”。

杜甫用眼睛看到的，有形的，有色的。苏东坡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也看着他们。但宋代以后，中国诗歌越来越不受重视，成为陈词滥调的重复。只要掌握一套古典诗词的词汇程序，就可以组合出各种节奏。

艾青把新诗提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说要“鲜明，不含糊，不混乱”。写一个不莫名其妙的题目，不代表艾青就要写得简单，一目了然。这里其实有一种哲学上的考究。他追求“大嗓门”，这是他对语言的信任。让语言自己说话，作者完全退到语言的后面。这是一种修辞性的匿名，“我丢了命”。就像木头一样，直接让木纹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