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被贬浔阳后的心境变化

白居易，曾授秘书省校书郎，再官至左拾遗，可谓春风得意。谁知几年京官生涯中，因其直谏不讳，冒犯了权贵，受朝廷排斥，被贬为江州司马。 以下是整理的白居易被贬浔阳后的心境变化，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唐宪宗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被藩镇势力刺杀，御史中丞裴度被刺伤。一时朝野大哗。

白居易时任太子左赞善大夫，挺身而出，力主缉凶讨贼。他的主张得罪了朝廷权贵，于是被权贵们罗织罪名将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

江州司马实际上是一个空虚的官职，等于就是被从京城流放。白居易带着官场泼给他的脏水和诬陷，失望地来到江州。虽然他形单影只，远离亲人，但正是在浔阳三年的成熟，使得诗人白居易从政之余，一心作诗，写出了"长恨歌"那样流传千古的绝唱！遂成唐诗巨匠。

江州司马这个闲职，让他终日无事可干，真所谓闲愁最苦。正是这种难言的孤苦，洗净了京城的紫陌红尘和浮燥喧哗，他只得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借山水之景抒情，以吐胸中块垒。从下面的几首诗里可探讨到他的心路历程：

悔

元和十年七月。

白居易单骑来到了庐山南麓。水墨淋漓的温泉，荒草覆盖着没蹄的古道，老树摇曳着清冷的山风。诗人百感交集。望着默默向东流去的泉水，不由想到自己目前的处境不也正象这汤泉一样，无端的由京城流放到江州来了吗。触景生情，怨悔交集，吟成了

《韪庐山温泉》

一眼汤泉流向东，

浸泥浇草暖无功。

骊山温水因何事，

流入金铺玉甃中。

世俗的社会机制，一面轰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引诱他，利用他，一方面又从本质上把他视为异类，排挤他，糟踢他，抛弃他。他为自己无端被人陷害，流入"金铺玉甃"懊恼不巳。

怨

元和十二年。

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琶琵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悯然，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沦憔悴，转徒于江湖间。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

《琵琶行》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

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虾蟆（há　ma）陵] 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 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 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 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 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 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 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 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 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 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 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 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 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 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悟

元和十二年四月。

正当白居易感到山重水复疑无路时，京城一位朋友来看望他。他和朋友一起游庐山大林寺。看到满寺的桃花，友谊和桃花冲淡了诗人的失落之情。题下了脍炙人口的大林寺咏桃诗：

《咏大林寺桃花》

人间四月芳菲尽，

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

不知转入此中来。

元和十三年。

白居易接到朝廷的圣旨，召回京城。他又惊喜又担心，这种心态见于他的《别草堂三绝句》

正是山鸟向阳眠， 黄纸除书落枕前。

为感君恩须暂起， 炉峰不拟住多年。

久眠褐被为居士， 忽挂绯袍作使君。

身出草堂心不出， 庐山未要动移文。

三间茅舍向山开， 一带山泉绕舍环。

山色泉声莫惆怅， 三年官满却归来。

浔阳三年，白居易乐山乐水乐天，清醒了，看开了，宁静了。

白居易的简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汉族，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是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唐代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故居纪念馆座落于洛阳市郊。白园(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阳城南琵琶峰。

白居易的生平

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后迁下邽(今天的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白居易父亲后来在河南巩县当县令，和当时邻居新郑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清水秀，就举家搬迁到了新郑，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日白居易出生于新郑县(今河南新郑)东郭宅，在新郑生活到12岁，后为躲避中原战乱转移到江南。迁居卒于武宗会昌六年。是另一文学家白行简的兄长。

白居易自幼聪颖，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破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白了。至今还有他出生七个月“略识之无”和初到长安“顾况戏白居易”等典故。他的诗不仅在中国，在日本和朝鲜等国都有广泛影响，他还与元稹共同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

白居易晚年长期居住在洛阳香山，故号“香山居士”。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八月，白居易去世于洛阳，葬于洛阳香山，享年75岁。他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连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著有《白氏长庆集》，共有七十一卷。白居易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元和时曾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因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晚年好佛。他一生作诗很多，以讽喻诗最为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叙事诗中《琵琶行》《长恨歌》《卖炭翁》等极为有名。其中《琵琶行》中的“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较为有名。邓肖达曾说：“正是因为白乐天的诗老妪能解，才确立了他的诗在人民心中的地位。”

白居易石像白居易的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宋代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诗的启示。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的影响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欢的唐代诗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说中常常可以见到引用他的诗文，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风云人物。

晚年与“诗豪”刘禹锡友善，称刘白，提倡歌诗发挥美刺讽喻作用。其词极有特色，以风格明丽见长，为后世词人所推崇。

白居易的主要作品有：《长恨歌》《琵琶行》《卖炭翁》《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暮江吟》《忆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忆元九》《直中书省》《长相思》《题岳阳楼》《观刈麦》《宫词》《问刘十九》《买花》《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等。

白居易的为官经历

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打击，他说自己是“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穆宗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满后任苏州刺史。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七十岁致仕。比起前期来，他消极多了，但他毕竟是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积极为民请命的诗人，此时的一些诗，仍然流露了他忧国忧民之心。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如他曾经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他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并写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刻在石上，告诉人们如何蓄水泄水，认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时”，就不会受旱灾之苦了。这就是有名的“白堤”。

白居易的生平事迹之嗜酒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和父亲白季庚都是诗人，在这种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读书十分刻苦，终成诗人。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样，也嗜酒成性。 张文潜在《苕溪鱼隐丛话》中说：陶渊明虽然爱好喝酒，但由于家境贫困，不能经常喝美酒，与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鱼、耕田的乡下人，地点也在树林田野间，而白居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

他在67岁时，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这个醉吟先生，就是他自己。他在《传》中说，有个叫醉吟先生的， 不知道姓名、籍贯、官职，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处有个池塘、竹竿、乔木、台榭、舟桥等。他爱好喝酒、吟诗、弹琴，与酒徒、诗友、琴侣一起游乐。事实也是如此，洛阳城内外的寺庙、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游过。

每当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杨柳枝》，真是不亦乐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

又据《穷幽记》记载，白居易家里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请宾客，有时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为止。

如此说来，与陶渊明的苦况，当然不同。

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这个数字不算小。 他喝酒时，有时是独酌。如在苏州当刺史时，因公务繁忙，用酒来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来解除九天辛劳的。他说：不要轻视一天的酒醉，这是为消除九天的疲劳。如果没有九天的疲劳，怎么能治好州里的人民。如果没有一天的酒醉，怎么能娱乐的的身心。他是用酒来和劳动进行结合的。

更多的是同朋友合饮。他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在《赠元稹》一诗中说：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在《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一诗中说;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在《问刘十九》一诗中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河南尹卢贞刻《醉吟先生传》于石，立于墓侧。传说洛阳人和四方游客，知白居易生平嗜酒，所以前来拜墓，都用杯酒祭奠，墓前方丈宽的土地上常是湿漉漉的，没有干燥的时候.

白居易的生平事迹之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主题、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谕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而且主题非常明确。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谕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谕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