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的一天，在北京和平门烤鸭店。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正在招待一位从欧洲远道而来的客人。这位嘉宾就是法国快中子反应堆之父——范德里斯。

钱三强特意准备了烤鸭宴招待这位科学家。他们在饭桌上聊得很开心。出于职业原因，他们谈论了该国的核武器成就。

在钱三强祝贺法国在快中子反应堆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范德里斯的表情越来越凝重。

他看着钱三强的表情，忍不住问，明明法国的原子弹比中国早爆炸，中国的氢弹却比法国早爆炸一年多。是什么让中国在短时间内发展如此之快？

原来，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时，戴高乐总统非常震惊，跑到法国原子能机构，把所有工作人员都骂了一顿。

戴高乐无法理解，为什么当时科研能力如此薄弱的中国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实现了从原子弹到氢弹的伟大跨越，而欧洲大陆备考的“领头羊”法国却迟迟找不到出路。

钱三强听了，想了一下，然后慢吞吞地说出了原因，把在场的范德里斯当场吓了一跳。

那么，中国是如何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成功试爆氢弹的呢？是什么让戴高乐对中国氢弹试爆成功大发雷霆？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的背后隐藏着哪些艰辛？

钱三强钱三强

接下来，我们一个个说清楚:

一、艰难的起步

二战后，美苏格局形成，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在微妙的国际局势中举步维艰。经过一番努力，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新中国勉强站稳了脚跟。

然而，美国对新中国的敌意并未消退。20世纪50年代，美国和苏联都开始研制核武器，并于1952年和1953年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面对紧张的国际形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领导人意识到，中国要进一步发展经济，就必须加强军事实力，发展自己的核力量。

于是，1954年，毛主席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举行会晤，表达了自己对发展核武器的强烈兴趣，希望得到苏联的帮助。

毛主席提出，现阶段发展核武器可以使中国有能力保护自己。如果苏联不愿意和中国分享核武器，能不能提供一些核武器的制造技术？我们可以自己研究。

毛主席毛主席

然而，忙于争霸的苏联断然拒绝了中国发展核武器的要求。赫鲁晓夫认为中国目前不具备发展核武器的经济实力，依靠苏联的保护更安全。

毛主席意识到中国核电的发展只能靠中国自己。

事实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是正确的。50年代末，中苏关系迅速恶化，美国对中国实施军事制裁。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中国开始了自主研发和武器的进程。

1960年，依靠以前的一些研究，中国原子弹的研制逐渐走上正轨，但这并没有让科研人员感到太高兴。

鉴于当时氢弹技术在世界上处于绝对保密状态，以吉尔部部长刘杰为代表的研究人员开始为氢弹的发展担忧。

虽然无法得知国外氢弹技术的研发情况，但他们通过各种媒体了解到，美国氢弹的研制时间是在原子弹研制出来后不久，两条规划路线同时进行，各自没有影响。

氢弹的发展分为两条路线，一条是理论研究路线，一条是应用研究路线。在借鉴其他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我国核武器科研人员决定提前实施氢弹理论研究路线。

当时核武器研究所正在用尽全力加紧研制原子弹，于是氢弹的理论研究任务就落到了原子能研究所身上。

二机部部长刘杰与钱三强商量后，一致认为开展氢弹理论预研是可行的。

氢弹的原理和原子弹的原理不一样。如果能提前研究这个理论，在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以原子弹为雷管的氢弹会率先爆炸，可以大大缩短氢弹试爆成功的时间。

经过一番讨论，钱三强接下了氢弹理论预研的任务。向党委书记汇报后，钱三强迅速组建了科研骨干队伍。

黄祖洽和于敏是从钱三强原子能研究所的精英部队中挑选出来担任这项理论研究工作的副组长的。

于敏于敏

当时，黄祖洽一直在核武器研究所从事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该研究所正好负责原子弹和氢弹之间的联系任务。但因为黄有任务，于敏开始了氢弹的理论预研。

尽管任务艰巨，困难重重，于敏还是义不容辞地接手了这项工作。

二、于敏等人的艰苦付出

在研究氢弹之前，于敏已经根据国家的需要几次调整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刚进研究所的时候，他想研究量子场论。

50年代，根据组织安排，为了尽快研制出原子弹，于敏停止了量子场论的研究，开始深挖核物理。

好在于敏在这方面的头脑非常好。几年时间，他掌握了核物理的国际发展趋势，发表了一篇重量级论文。

就在于敏继续深耕核物理的时候，1961年，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找到他，恳切地问于敏，能否接受另一次临时调兵。

于敏于敏

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因为于敏在核物理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只要他坚持研究，他的学术前景是非常光明的。

冲进不熟悉的氢弹学术领域，意味着于敏不得不放弃十几年的研究成果，投身到氢弹理论研究的第一线。但考虑到我国当前的严峻形势，于敏坚定地接过了这个担子。

在氢弹技术绝对保密的国际形势下，于敏等研究人员除了氢弹是自持热核燃烧原理外，其他理论毫无头绪。

直到1965年9月，于敏等人到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继续研究。最终，在一次次的失败中，他们获得了氢弹反应过程的清晰物理图像，找到了热核物质自持燃烧的关键。

通过高度压缩的强化聚变材料氘化锂-6，使其充分燃烧自持，从而达到增加氢弹威力的效果。

氢弹氢弹

当时，氢弹的研究在我国还是一个保密项目。为了分享这份喜悦，于敏特意打电话给邓稼先。

在电话里，为了防止被窃听，于敏用暗语对邓稼先说:“我们打猎的时候，已经打死了一只松鼠。我们打算把它作为进一步研究的标本。”这才知道，邓稼先必须在氢弹的理论研究上有所突破。

从原子弹到氢弹的突破，两年多就能实现。除了于敏等人的理论研究，热核材料的生产也功不可没。

从氢弹的原理可以看出，成功的关键在于热核材料的使用。氢弹的成功需要使用强化氘化锂6等材料。

然而，在上世纪60年代初，苏联停止了对中国核技术的援助。在缺乏核心技术材料的情况下，作为二线项目的氘化锂6生产线被迫停工。

但刘杰觉得，为了一线项目的进一步研发，停止这个项目是不明智的。在不影响一线的同时，二线项目一定要尽力跟上。

就这样，在刘杰的指示下，相关科技人员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探索。自1962年以来，他们组成了四个研究小组，对该项目进行了完整的分析，并实现了从技术问题清除到成功部分试运行的突破。

部分试运行成功后，科技人员开始考虑氘化锂的正式生产。但由于当时系统的运行参数并没有经过实际验证，一旦参数出错，带来的负面后果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因此正式生产被推迟。

一是氘化锂是否正式投产争议很大。二机部领导经过研究考察，最终决定跳过中间试验，直接投入生产。

终于在1964年9月成功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氘化锂6材料，比预定时间提前了很多，这也代表了我国氢弹研制的坚实物质基础。

三、戴高乐的勃然大怒

1967年6月17日，在新疆罗布泊的上空里，一架银白色轰炸机正带着氢弹盘旋。进入第三次飞行后，氢弹爆炸，蘑菇状的烟云在空中卷起。

在场的全体人员热烈庆祝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这一天试验成功。看到这幅壮烈的画面后，聂荣臻将军激动地给周恩来打电话，“实验成功了！毛主席万岁！”

当这个消息传到千里之外的爱丽舍宫时，法国总统戴高乐坐不住了。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法国明明提前四年就研制出了原子弹，却在氢弹的研制上犯了大错。

到1967年中国氢弹试验成功时，法国已经花了7年时间潜心研制氢弹，中国的成功无疑是对法国人的重大打击。

二战后，法国面临着和中国相似的内忧外患。

戴高乐戴高乐主义者

由于法国深陷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国内矛盾十分激烈。为了稳定政局，戴高乐接受了法国总统的邀请，回来接手法国的这个“烂摊子”。

在坚决结束了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后，为了能够在两大阵营对立的局面下立于不败之地，戴高乐也意识到法国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武器，成为有核国家。

但是，美国和苏联一样，不可能为了维持自己在核电上的垄断地位而帮助法国发展核武器。

戴高乐明白，美国口中的“保护”只是花言巧语。如果不能发展自己的核力量，那么法国就必然要像其他无核国家一样，屈从于美苏的核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提出了“以小见大”的理论。我们只需要几颗威力强大的原子弹。即使敌人有能力杀死我们无数次，一旦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威慑他们。

戴高乐戴高乐主义者

戴高乐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大了国内研究核武器的力度。1960年，法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成为继美、苏、英之后第四个加入“核俱乐部”的国家。

然而，法国并没有长时间沉浸在原子弹试验成功的喜悦中。由于核技术的发展，氢弹的研制进程推迟了6年多。

此时此刻，戴高乐非常焦虑，因为76岁的他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呆在总统的位置上了。

为此，他亲自拜访了原子能委员会在法国的研究中心，主任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向戴高乐解释说，氢弹研制的延迟是因为法国缺少像泰勒(美国氢弹之父)、库尔恰托夫(苏联氢弹之父)这样的科研人才。

戴高乐勃然大怒，要求阿兰·佩雷菲特在离开爱丽舍宫前，不要再浪费这么多时间，尽一切努力试验氢弹。

戴高乐戴高乐主义者

与此同时，戴高乐还安排力量，试图通过一些“捷径”从美国和英国那里得到一些氢弹研制的秘密，但得到的信息仅限于氢弹的出现，关键技术还不得而知。

就在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不知所措的时候，事情有了转机。

1967年初，一位英国科研专家主动找到法国驻英参赞，提出向法国提供他们急需的关键核技术。

这位英国核专家愿意提供这样的绝密信息，不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为了帮助他的国家。

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迅速，英国一直试图融入这个巨大的欧洲市场。然而，作为“领头羊”的法国却成了英国实现这一目标的绊脚石。

在美国的胁迫下，英国单方面撕毁了与法国的核合作协议。戴高乐不满英国的背信弃义，在英国要加入欧洲市场时坚决投了反对票。

左一戴高乐离开戴高乐

为了帮助英国实现这一目标，英国核专家向法国伸出了橄榄枝——氢弹绝密技术。

在这位专家的帮助下，法国之前的氢弹研制问题被一举解决。终于，1968年8月，法国在南太平洋的实验场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尽管法国赶在中国之前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法国八年的研究时间和中国两年的研究时间相比相形见绌。

在戴高乐眼里，新中国一直是落后贫穷的形象。氢弹的成功爆炸，严重刺激了法国人的嚣张气焰，戴高乐的愤怒似乎合理得多。

四、氢弹成功背后的艰辛

氢弹的研究时间虽然只有短短两年，但从研制、运输、组装到模拟实验，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心血，背后的艰辛可想而知。

氢弹是在青海研制的，但最终爆炸地点在新疆。因此，在爆炸前，研究人员必须将所有部件和射弹安全运送到爆炸地点。

由于这些零件的特殊性，运输只能靠火车。为了保证运输过程中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这辆运输氢弹零件的列车每节车厢都多了四个轮子。

当时只有高层领导才能乘坐这种多轮列车。可以说氢弹零件也享受过一次高级领导的火车待遇。

氢弹热核材料的运输也是如此。首先必须配备大量武警进行保护，同时必须疏散驻地所有人员。所有程序完成后，标有最高级别爆炸性药物符号的热核材料可以在保安的保护下离开。

运输完成后，科研人员要开始准备模拟氢弹实验。当时我国提出空完成氢弹的爆炸。

这听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并不容易。即使是美国这样的核大国，在第一颗氢弹爆炸时，也是谨慎地选择了地面爆炸的方式。两年后，技术更新后选择了空投资模式。

中国首次试爆氢弹时选择空无疑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必然会遇到很多困难。

在其中一次投掷氢弹的模拟实验中，突然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悬挂着模拟氢弹的主降落伞突然断裂空，无法使用。

为了不耽误正式测试时间，南京降落伞厂加急生产新型降落伞，最终在约定时间前顺利完成生产并派出专机前往爆炸现场。

甚至在正式试爆的当天，还有一个小插曲。

按照既定的规划要求，轰炸机飞行员将在飞机第二次飞行时投下氢弹。但在试爆当天，当飞机在空绕行到第二圈，指挥所下达轰炸指令时，飞机并没有轰炸，而是在完成第二圈后，开始了第三圈。

就在大家担心飞行出现问题的时候，轰炸机在第三次飞行中成功投下炸弹，蘑菇状的烟云在空中卷起。

经过询问，我们得知并不是投弹手有问题。之所以用了一圈多，是因为飞行员太紧张了，才造成了这次乌龙。

第一颗氢弹的成功试爆，无疑激起了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也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核心技术一定要掌握主动权，受制于人是不行的。

参考文献：

[1]朱亚宗。淡泊谦逊的科学巨星——纪念“中国氢弹之父”于敏[J]。高等教育研究学报，2020，43(03):46-55+118。

[2]宋秉焕。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与试验(上)[J].百年潮，2017(11):32-43。

[3]刘兆福。“中国氢弹之父”于敏[J]。党史，2015(09):57-59+61。

[4]张晓风。毛与戴高乐独立自主外交斗争策略之比较[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空社会科学版，2014，33(06):

[5]李·。中国首次氢弹试验的成功告诉我们什么？[J]。国防科技工业，2007(07):70-72。

[6]张开山。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的十大秘密[J]。青年科技博览会，2002年(10):2-3。

[7]李俊霆。核武器史(7)法国氢弹爆炸内幕[J]。现代军事，2001(06):60-61。

[8]张继孚。钱三强与中国氢弹[J]。秋瑾科苑，1995(01):10-13。

郭兴渠。法国的核政策[J]。自然辩证法通讯，1983(01):52-56。